奈：我们应该提一下那个年轻人最后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你还要学什么呢？”所以我想，中国领导人应该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说不一定永远正确，但总是在尽全力为人民谋福利。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就可以了。即使犯了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的愿望是好的。如果能够达成这种共识，那我觉得这个基础就比西方的民主更好。

赵：这是很有说服力的见解，不仅对年轻人是有效的，对我也有某种启发。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中国的现实状态看，中国适合这种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西方的制度或其他类型的制度都是各自的选择。

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两党制或多党制下的选举实际上没有起到民主理想的效果，而成了满足选民民主要求的安慰剂。一个例子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选举了兴登堡（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元帅，魏玛共和国(1925—1934)第二任总统。其任期内，政治不稳定，经济萧条，1933年他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使之上台掌权。）为总统，他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将军。他在开总统会议的时候会突然说出与一战战局有关的话，说他的军团要调到哪里去，大家很吃惊；但是希特勒很高兴，因为兴登堡完全可以被他控制。这样的事就算历史上偶尔发生一次，代价也是很大的，即使几十年或100年发生一次，代价也是很大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别的国家的两党制，我不是别的国家的选民，我只是说它不适合中国。

至于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仅勇于承认，还多次以党的决议的方式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并公布于众，曾公开发表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后32年来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对党的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作了正确、公正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上的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这一决议和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起，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两个最为重要、最为权威的内部历史文献，都起到了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对未来发展提供指导理论等一系列重大作用。）。

奈：看看一些个别的案例我们几乎就能证明事情的正确与否。虽然印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对此我们还有几个理由要提出质疑，但这是另一回事），可是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境况更好。如果你不能使你的孩子们吃上饭，选举对你而言又有多少意义呢？

多：依我们看，中国体制里危险性较大的唯一问题是，如果领导层不好，那是非常糟糕的。如果某党在横向民主国家里治理糟糕，它在下一次选举时就会落选。但是，有人向我们解释，中国人是在更大的层面上，在历史的具体环境里看问题。如果体制不好，它最终会被淘汰。我们大家都同意“中国模式”是一个进行中的模式，它展现的成果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商业中，对于好的东西的记忆是短暂的，重要的是现在。

赵：“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犯严重错误的一个例子和重大教训，如何防止重犯这类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的重要课题。事实上，中国的政党制度严格地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就是说还有一些党不仅参政，而且对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能。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它脱离了人民的支持，那这个制度一定会失败。这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未来也将如此。

多：从长远来说，确实如此。但短期来看，有时候不是这样。

赵： 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果国民有做主人的意识，他就不会容忍一个不符合人民意愿的政府。这应当是一个真理。

奈：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模式”恰得其所，刚刚开始，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至今所有的指标都是中期的。我看好“中国模式”有利于中国的继续发展，是因为它获得了中国公民的极为广泛的支持，因为它杰出的、前所未有的成功。没有理由来臆断“中国模式”在短期或者中期之后，当人民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时，不再进一步发展并变得更加成熟。“中国模式”要接近完善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未来成功的方向已经牢牢地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