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刚才您提到了“中国模式”还是一个过程，那么在塑造“中国模式”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更多领导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国领导层越来越成熟，对自己的成就越来越自信，对老百姓的支持越来越自信。从人民的角度讲，他们也越来越成熟，他们能够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决策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我认为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样用一种更透明的方式让大家来理解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相比有什么优势。因为就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而言，他们不光是把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过去相比，还和西方模式相对比。我们也经常和中国年轻人对话，发现他们渴望决策有更多的透明度，想了解为什么作出这个决策。另外，中国对于自己过去的历史应该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

赵：我最欣赏的就是你们在新书中提到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垂直的民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协商式的民主”。如何把它进一步做好，我们要做更多的努力，其中之一就是增强透明度。一个政策决策前要有透明度。而在政策的执行、执行的结果方面也要有透明度，这样才能改善我们的政策及其执行过程和结果。比如说，交通法规的出台，就事先开了听证会，并在网上进行了讨论。最近对于汉字字体的某些结构，专门机构提出了要予以改进的方案，没想到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因此不能正式颁布。在执行过程中也会有问题，比如土地动迁，在各省各地、城市农村，情况极其复杂、极不一样，因此动迁法规如何改善需要进一步讨论。这种透明度在媒体，尤其是网络的帮助下，正日益增强。

和西方相比，我们没有为了竞选而花费全国纳税人的物力、人力、财力和时间。中国政府的稳定性使他们所考虑的事情比起某些国家频繁更换的内阁来要长远，要更负责。中国愿意说5年、50年后如何，而一些国家的内阁只能说说5个月、1年后如何。这就是区别。因此，中国的发展规划是有战略性的，政府必须有责任感。

当然也有缺点，比如：如何对执政党和政府有更好的监督？如何克服不断发生的腐败？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挑战。

但是我们不回避这个问题。我们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严惩已发生的违法行为；二、改善、加强现有的监督机制；三、更加透明化。我们既做历史性的纵向观察，也做世界性的横向比较。毫无疑问，比较是认识问题的重要方法。

多：还是回到民主的话题。您刚才讲的不仅是很好地帮助西方了解中国的例子，实际上对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自己也很有效。我们的建议是：中国不仅需要向外部世界推销中国，也要向内部——中国人自己进行推销。

我昨天曾和一个中国年轻人聊天，我问他：“你怎么看待中国的体制？”他马上说：“不自由。”然后我就给他画了一个图，中国模式与西方民主的对比，西方有党派，有A党有B党。他马上就说：“那好啊，可以自由选择了。”然后我就告诉他，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两个党派之间会相互攻讦、相互掣肘、相互指责。这样可能会带来许多负面的结果。

实际上，即使在中国，也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这套体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种种好处。它好就好在认准了就能够大胆地向前走，不争论，不耗费时间。这就和我们写书一样，我们两人要是彼此相争不下，可能这书就写不出来了。所以说中国的这套体制是一个很高效的体制。大家如果能和谐相处，就会有很高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