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我刚才提到怎么样来沟通和理解。我又想到了一幅新的图景。比如说在北极附近居住的爱斯基摩人，因为他们生活在冰天雪地的世界，所以他们描绘雪的词特别多，比如说有30个词来描绘雪。再比如说，在非洲沙漠里有一个部落，他们生活在沙漠环境中，他们可能有30个不同的词来描述沙子或者石头。当爱斯基摩人和非洲沙漠部落的人遇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很难沟通。爱斯基摩人脑海里想到的是冰天雪地的情形，而非洲沙漠部落里的人想到的是一片沙漠，一片荒芜。他们想到的是不同的图景。在这种情况下，要打破这种交流上的障碍，就要寻找一个他们能够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食物和水。因为不论谁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都要去寻找食物和水。要寻找他们能够共同理解的话题。

赵：如果在大学里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学生一定会很感兴趣，就会深究“语境”（context）的内涵。实际上，中国人用的词汇和西方人用的词汇有一部分的解释是完全相同的，如物质名词：原子、分子、桌子、椅子。但是只要和思维有关，和人的感情有关，那可就相差较远了。比如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黑格尔著，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他原来是用德文写的，该书的英译者在他的前言中特别强调德文和英文的差异，比如说智力、意志、精神这些词都不能一一对应，因此他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英文版和德文版还是有区别的，英译本是穿上英国衣服的《历史哲学》。实际上，德文和英文比起德文和法文等语言还是比较接近的。即使这样接近的语言，翻译起来都有难以逾越的困难。由此可以想见，由于中文和西方语言的巨大差异，在文化上、语言上的不可翻译性的存在，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话会显得尤其困难。

多：我百分之百赞同您的观点。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人们好像有一种惯性，并不想去认识新的事物，而往往是根据自己已知的来判断事物，根据他已有的观念来作出判断，而不是重新去掌握新的知识。

赵：确实，温故而不去知新，应当是认识过程中必须避免的偏差。实际上，中国人用的字典和美国人、欧洲人用的字典有很多解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市场经济”。在30年前，中国人认为它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制度。但是现在不同了，在中国现在的字典里的解释变化了，由此也使中国人理解资本主义更多一些。又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奈插话：是一本很好的书。）以前，我们不大读这样的书。现在，中国在邓小平的指引下开始采取了许多市场经济的做法，实际上我们改变了在30年前对市场经济的定义。

奈：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差不多在一年前，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在天津大学给一些学生做报告。当时很明显全球金融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金融危机已经初现端倪了。有一个学生就问我：美国将如何应对这次金融危机？如果和美国20世纪30年代应对大萧条的时候相比，会有什么措施？当时我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可能会采用一些社会主义的做法。”比如说向企业注资，这是采用社会主义的做法。简单地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美国实行的是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在向前发展，而美国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也许会有交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