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沟通，刚才说过是跨文化的沟通，才有好的效果。中国人需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领，西方人也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领，都不要另眼看待另一种文化，这样就容易了解对方的真实的情况，包括真实的心理、真实的思想。

要逐步减少跨文化交流的困难，就得克服思维的惯性。比如说对中国的看法，由于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因此许多西方政治家摆脱不了冷战思维，这个思维的衰减确实是很慢的，甚至会以当初观察斯大林和杜鲁门时代的观点来观察今天的中国，不可避免地是错误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鸿沟会使人产生偏见。我曾经和一位美国著名的犹太人组织的领袖有过一次对话。我说，我很钦佩两个犹太人，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爱因斯坦。他回答我，您只说对了一半。也就是说，很多其他民族的人至少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他作为同胞，却不承认马克思。这完全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否定了自己民族的杰出代表。

奈：这个故事很有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多：我们的讨论已经渐入佳境，已经逐渐深入，我还想回到我前面提到的邻居的例子。一个邻居搬入一个新的街区的时候，周边的邻居就会散布很多关于这个新邻居的种种谣言，也许有很多邻居先入为主地接受这些谣言，日后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而这个新搬入的邻居可能也有一些历史包袱，应该如何来面对？我认为有两种方法：一种当然是报喜不报忧，你只说你光彩的一面，不说你过去的那些事情。还有一种是坦诚面对：我有很多有光彩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当然了，这样做也并不容易。比如说奥地利，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的历史中走出来，整整花了50年的时间，才坦然地面对了它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现在周边的邻居就要求这个新邻居立刻坦白一切，而这个新邻居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自己家庭内部的历史。

赵：这使我想起了孔夫子的一句话：“德不孤，必有邻。”（语出《论语·里仁》。）中国人相信如果自己品行好，就一定能得到邻居的理解，有好的邻里关系。

奥地利人很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那段历史之后，会给奥地利带来新的荣誉。中国有一句话叫“放下包袱，继续前进”。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有时也会幽默地说：希特勒不是我们国家的，而贝多芬是我们国家的。

您喜欢用邻居的例子，我把它再发挥一下。在一个社区内，某一个家庭有内部矛盾，也许要离婚了。这时候，让这个家庭团结起来的办法就是去和邻居吵架。当和邻居有冲突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内部矛盾就消失了。在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有两位金融界重要的人物说，都怨中国人，因为他们买了美国太多的国债，让美国人觉得自己有钱，因此无度地花钱。因此，当家庭内部有了矛盾的时候，就去骂邻居，这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奈大笑）

多：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人就失去了他们过去的敌人，就没有靶子了。

奈：我曾经私下里会见过一个俄罗斯官员，他提到，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曾经对一位美国人说：“我们将对你们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拿掉你们的敌人，我们会让你们失去靶子，失去敌人。”因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没有它既定的敌人了。你就不能再把你的错误推卸到苏联的头上了，失去了替罪羊，没有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