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一听杨永泰的口气，就知道这个策士已经猜出了自己的心事。他为了进一步摸清杨永泰的全部想法，又有意地问道：

“你是咱国人骂我不抗日吧？”

“也是，也不完全是。”

“你是不是为了回应共匪提出的抗日口号？”

杨永泰微笑着摇摇头。

“就是嘛，共匪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从困境中逃遁。”

杨永泰信服地点点头。

“这也证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杨永泰的表情，复又加重口气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杨永泰自然清楚蒋介石如此讲话的本意，并不是测试自己对下一步“围剿”红军的战略设想，而是有意考察谁能猜透蒋氏下一步棋的动向。对此，聪明的策士明知不答，或巧妙地顾左右而言他，由蒋氏道出——有意满足蒋氏作为最高主宰者所特有的虚荣心——进而达到自保的目的。但是，杨永泰或许是过分的聪明，也或许是刚愎自用的性格使然，他不仅没有向当年刘备学习“青梅煮酒论英雄”之道，反而大讲特讲华北自“塘沽协定”签订一年多以来，长城内外与黄河上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当他分析了日本侵华企图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有可能利用人民的抗日情绪，再次举起反对中央的大旗之后，遂又直言道：

“华北百姓的心需要委座去抚慰，日本步步进逼的行为也需要委座去做个姿态，至于那些有反叛之心的实力派，委座也应该当面晓以利害，给以颜色。”

对此，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杨永泰并没猜透蒋介石的心思，他再次认为自己献策有功，遂暗自欣喜，告辞离去。这就是杨永泰的悲剧所在。自然，这也就是杨永泰两年后被蒋介石免职，并被政治对手暗杀的原因所在。此乃后话。

蒋介石为了防止被围困的红军发生变故，在粤赣和湘赣交界处派重兵布防了三道封锁线之后，遂在十月初偕宋美龄下庐山，乘专机去华北各地视察，同行者有杨永泰和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蒋氏先后“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首脑”。“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邹致权(张学良之办事处主任)等，在察哈尔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不是不抵抗，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可”的理论，借以“争取大家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正当蒋介石向诸实力派起劲地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之际，突然于十月中旬“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奉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炸得蒋介石险些不辨东西。他稍许镇定一下情绪，遂下令：

“晏主任，请准备好专机，立即赶回南昌!”

这个被蒋氏称为晏主任的随行人员即晏道刚。晏氏为湖北汉川人，早年投在赵恒惕的湘军中供职，历任下级军官和参谋长。北伐军兴，他又改任湘军唐生智第八军参谋长和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一九二九年冬，唐生智于豫南反蒋失败之后，晏遂离开军队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一九三三年，由何应钦推荐出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负责处理作战业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初创侍从室，晏出任侍从室主任。从此，他随侍蒋介石身边，从旁襄助蒋氏“围剿”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