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道刚作为一个称职的高级参谋官佐，自然懂得红军突围的结果——意味着蒋氏一年“围剿”红军将功亏—篑，因此，他迅速安排好了专机，不顾浓云重压所造成的能见度很低的天气，请蒋介石、宋美龄，以及杨永泰和其他随行人员登机南返。有意思的是，蒋氏北来的时候兴意极浓，一路上侃侃而谈，似无倦意；但此次南返却蹙眉凝思，连一句话也不曾说过，使得专机中的空气分外的沉闷。

蒋介石回到南昌行营之后，连备好的白开水都不曾喝一口，就下达命令：

“晏主任，杨厅长，请分头通知有关人员：立即赶到作战室，参加军事会议！”

晏道刚与杨永泰非常清楚这次军事会议的内容，是研究红军突围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应该采取的防堵措施。为此，他们分头通知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熊式辉、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参谋本部高级幕僚林蔚等人赶往作战室，参加蒋介石亲自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熊式辉、贺国光、林蔚三人在本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笔者有必要向读者做一扼要的介绍：

熊式辉，字天翼，于一八九三年出生在江西省安义县万家埠鸭嘴垅村。他早年思想上趋向维新，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后弃文习武，相继入江西陆军小学、南京陆军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一九二一年，又被广东军政府参谋部保送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并于一九二四年学成回国，遂晋见蒋介石，被蒋氏委任为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从此，他依靠蒋介石在军中混迹，青云直上。第二次“围剿”红军惨遭失败之后，蒋氏在南昌设立行营，熊式辉被蒋氏委任为行营参谋长。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杨永泰一见如故，不仅成为“新政学系”的领袖人物，而且为了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策略，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以宣扬“四维八德”来鼓吹反共理论的“新生活运动”，并组成了以蒋介石为会长、宋美龄为指导员、熊式辉为主任干事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于他乘坐飞机出事摔成瘸子，遂主动请辞军职，又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毫不夸张地说，上述杨永泰的所谓功劳，都有熊式辉的一半。而今，蒋介石召开研究红军突围动向的军事会议，熊式辉无论是作为江西省的父母官，还是作为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无疑都应出席会议。

贺国光，字元靖，于一八九五年生于湖北省蒲圻县赵李桥一个耕读世家。后随父入川，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校，与刘湘、杨森等川中名将同窗。辛亥革命之后考入陆军大学深造，遂又参与鄂军角逐功名。北伐军兴，改投蒋介石门下，参与军机。“征战中，贺上书建议，对于军事、敌情、地形、民俗等等，都有所重要条陈，并有颇多卓越见解，多被蒋采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之后，他建议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碉堡战”。其法为：“每收复一地，迅即以克难方式，广修公路，密建碉堡，堡与堡间的距离，以目及弹及为度。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务使纵横参错，列罗成网，目力火力皆能交叉，一堡有警，四方响应，逐步前进，逐步围剿，使包围圈逐渐缩小，然后聚歼”。一九三四年一月，“贺策定东、北两路军合围计划，得到了蒋的同意，立令实施”。东路军在福建相继攻陷建宁、永安、连城，北路军按计划于四月下旬占领广昌。此次蒋介石北巡，贺国光留守行营，待到他获悉红军有突围的迹象后，立即电请蒋介石南返。当他接到出席军事会议的通知之后，立刻赶到作战室，把有关的电文、材料备好，置于蒋介石的座位前。恰在此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走进作战室，他笑着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