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通知所有人员，立即收拾东西，准备回瑞金。”

吴吉清离去之后，毛泽东边整理回瑞金的行囊边发出了一个又一个自问：红军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红军转移后的落脚地又选在哪里？红军转移后何时再回到中央苏区？留在赣南的人民和伤员又怎么办？……他没有答案！但是，当他想到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连他都不知其情之后，他那本来就十分沉郁的心情就越发地沉重了。当他想到回到瑞金向谁讨教这一个又一个疑问的时候，他想到了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

周恩来生于清末，长于民初。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的身上积纳着一代救国志土的理想，他所走过的曲折的救国之路，就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中国近代史！如果说他西渡归来，在广州投笔从戎，帮助蒋介石办黄埔军官学校，一直到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等，是他有意识地在中国践行巴黎公社的道路，想在中国大城市的上空飘起十月革命的红旗，那么他在上海参与领导白区革命长达四年的教训，就是他对这一革命道路发生怀疑的时期。但是，他在何时才逐渐确立中国革命只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呢？是他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由上海撤到中央苏区，在近三年的极其残酷的反“围剿”的战争中。而周恩来这前后十年的革命经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创建初期由成功到失败、再由失败到觉醒的极其生动的革命史。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正式接任远在一九三零年十月十七日就决定了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之职。这时的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于是年九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万多人，迫敌转为守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没能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进剿”。就在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前，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董振堂、赵博生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宁都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使红军实力大为增加，使中央苏区迅速扩大，使赣南和闽西两个根据地完全连为一片。这时的红军已编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下辖第一、三、五共三个军团，约六万人枪。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中央苏区是比较和谐的时期。

但是，远在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坚持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在不了解中央苏区情况的状况下乱发指示，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不顾实际地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公然要求“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对此，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毛泽东坚决反对。

这时周恩来刚刚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经过和毛泽东同志交换意见，改变了他到苏区前主张进攻城市的意见，致电上海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是，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对此，毛泽东仍不同意。

结果，周恩来与苏区中央局的多数领导作出攻打赣州的决定，并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但是，由于战略失策，判断失误，致使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在三月八日撤出战斗。结果，“城未攻破，伤亡很大，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因而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