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

四月中旬，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吃紧，博古、李德赶赴前线，与朱德组成野战司令部。朱德名义上是司令，大权实际上操在博古和李德的手里。他们调集一、三、九三个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的敌人进行“决战”。结果，广昌失守，仅三军团就损失多达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国民党部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的形势下，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为了准备战略转移，成立了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三人团”，遂秘密地开始准备工作。

在这前后，周恩来的心情是很不好的。但是，他清楚自己在三人团中的地位：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事至如此，他想的是如何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能顺利地完成红军的战略转移。在这期间，他协助中央决定以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同月下旬，他又协助中央决定第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目的在于：“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周恩来在完成“探路”和“调敌”之后，随着中央苏区不断缩小的危局，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去。但是，他很快发现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像党政干部谁留谁走的事情，“三人团”不仅未开会研究，而且他“迄未与闻”。对此，他只能“相忍为党”，继续默默地做着交由他具体承办的事情。

今天时过中午了，周恩来依然在忙碌着。他刚刚给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打完电话，请他们迅速赶到瑞金“接受重大任务”，警卫员又前来报告：毛泽东主席由于都回到了瑞金，要求面谈。周恩来听后很是兴奋，连忙说道：

“有请！有请……”

三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何时何地相识，史无确切的记载。但是，我们深信他们之间神交是很久的。姑且不说在一九一九年席卷全国的“五四”学潮中，他们一个是天津学运的弄潮儿，一个是湖南学运的中坚分子，相互知其大名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是一大的参加者。不久，当年新民学会的成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等赴法勤工俭学因不堪迫害相继回到中国，毛泽东也一定会从这些同乡战友的口中听到周恩来的名字。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西渡归来，先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作，后受党的委派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这时的毛泽东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在完成党的四大全会的筹备工作之后，因积劳成疾，于是年底回湘养病。翌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赶来上海参加党的四大，失去了相见的机会。

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见应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

这时，国民党于元月一日至十九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分出席大会，并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宣传报告委员会做报告，同时，与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再次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此期间，时在广州的周恩来自应见到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接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据史记载：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恰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事后，周恩来曾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在此前后，周应毛之邀曾到农讲所讲课，毛应周之请去黄埔军校讲演。从此，他们二人交往增多，并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立场相近。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谈不上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