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博古诺夫的意见。我只想补充一点：政治问题要民主，军事作战一定要讲究高度的集中，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大本营的战略决心！”

周恩来听后真想拍案而起，厉言相驳。但是，他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把失败中的红军推向灾难的深渊。于是，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以柔克刚地说道：

“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任何一位清醒的指挥员都必须做好两种准备：一、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完成突围转移，顺利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二、我们在战略转移的途中，在强大的敌人的追堵下失败，甚至是全军覆没。一旦出现了第二种情况，我们‘三人团’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吗？我们又将如何向共产国际交待？”

这是博古最害怕的事情，自然这也是李德最大的一块心病。他们是靠着共产国际赐给的尚方宝剑，在中国共产党内胡杀乱砍，他们最怕的也是共产国际因中国革命失败而收回这把尚方宝剑。一旦他们的担心变成现实，他们自然又会想到苏联的肃反，以及他们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后果。因此，他们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周恩来的问话。

周恩来当然知道博古、李德此刻在想些什么，他有意沉默不语。这样一来，小小的会议室的气氛顷刻间紧张起来。博古终于忍不住了：

“恩来同志，你说该怎么办呢？”

周恩来认为现在还不是回答博古问话的时候，遂又把球踢给了李德：

“李德同志，你的意见呢？”

在李德的眼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一位负责人敢动他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但是，莫斯科的一纸决定就可以结束他在华——甚至他终生的政治生命。因此，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担心他日共产国际追究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说句实话，这时李德手中并没有解救红军失败的灵丹妙药，他时时担心的就是怕红军在转移中全军覆没。此刻，他似乎已乱了方寸，张口结舌，不知所措。最后，他说道：

“像这样的大事，我一个人怎么能回答呢？”

博古一听李德的口气更没有了主心骨，遂又以商求的口吻说道：

“恩来，我们三人一块再复议一下吧？”

“可以，”周恩来认为自己可以反守为攻了，他以肯定的口气说道：“我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心的意思是：在战局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特殊时期，还是集中比分散为好。即使发生了难以预测的变故，大家都尽了力嘛！”

“对，对！”博古几乎说出这句心里话，“防止有些人做我们‘三人团’的文章嘛！”

这件事情就这样作了结论。

接着，周恩来才进行战略转移的编队。他经过深思熟虑，征求意见后，决定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等编为中央纵队，也叫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包括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为了防止敌人破译，又起了一个代号，叫“红章纵队”。从该纵队的组成成分来看，负责人自然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因此任命李为“红章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然后，他又决定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为“红安纵队”。该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总指挥部，故任命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红安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虽说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领导都编在“红安纵队”中，但他考虑到具体情况——也很可能想到了要回避不必要的猜忌，又把张闻天编到第一梯队，与“三人团”在一起行军；把受伤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编在第二梯队；把大病未愈的毛泽东编在第三梯队，与警卫班、马夫、挑夫、担架队一起行军。这样一来，既达到了不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个军团去的要求，也使博古、李德去掉了不必要的担心。事后追论：周恩来真是一番苦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