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时的周恩来绝不会想到，他的这一良苦用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的新的“三人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乃后话。

至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第二条意见：不要一概地反对女同志随军转移。由于博古、李德在此问题上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周恩来一提出，博古就说：

“可以，请有关单位先拟个名单，交由中央批准。原则是：要少而精。”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李维汉的前妻金维映（即阿金）、邓发的夫人陈惠英以及李坚贞、刘英等一批女红军骨干得以随军转移，总计三十人。

周恩来立即电告正在指导红军战士在于都河上架浮桥的毛泽东同志，请他立即赶回瑞金，安排好儿子小毛，与贺子珍一道参加转移。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大病未愈，但他想的是兵贵神速，红军在突围转移中才能少受损失，而能否尽快架好于都河上的浮桥，又是红军突围的首要问题，故他毫不犹豫地命令警卫员吴吉清：

“你立即赶回瑞金，请子珍把小毛托给我的弟弟泽覃和他的妻子贺怡，做好转移的准备。”

吴吉清深知毛泽东最喜欢儿子小毛，他们父子这一分别何时才能相见，那只有天知道了。因此，他近似请求地说：

“我看，你还是回瑞金一趟吧！”

“为什么？”毛泽东不高兴地反问。

“你应该再见小毛一面。”

“你怎么也变得这样婆婆妈妈了？”毛泽东猝发无名大火，但是当他再一看吴吉清的表情，遂又强忍住因过分想念小毛而发的火气，低沉地说，“去吧，如果小毛问起，就说我和子珍会很快回来的。”

吴吉清离去了，毛泽东又带病指挥红军战士架浮桥去了。

红军在突围转移的前夕，岂止是毛泽东一家面临着生死离别的痛苦啊！就说是周恩来吧，他也有难言之痛啊！

周恩来撤离上海之后，邓颖超原定是去苏联学习的，故暂时留在了上海。翌年四月，博古同志又通知她：中央决定要她去中央苏区工作。这样，她又奉命化装到了中央苏区，见到了久违的战友周恩来。她怀着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先出任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的干事，后又担任中央局秘书长兼司法部秘书。但是，由于环境的艰苦、工作的劳累，她那本来就不算健康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她经常咳嗽，夜间盗汗，身体特别虚弱。时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的傅连暲知道了，遂主动请邓颖超到自己家休养，并由傅的母亲和妻子给邓增加营养。不久，邓颖超的母亲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中央苏区，一面在医院当医生，一面在家护理女儿。就在红军决定突围转移后的八月，邓颖超连续大口吐血，母亲杨振德把她的痰拿到医院中化验，发现痰中有结核病菌，这样就确诊为肺结核病。那时得了肺结核，就像今天得了癌症一样，有“十痨九死”之说。而这时的周恩来又天天忙于红军转移的大事，只有深夜才得以抽身前往看看病中的妻子。

说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生活，社会上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邓颖超在中央苏区曾写过一首品格甚高的爱情诗。她是借苏区的红叶来咏歌她和周恩来那崇高而又圣洁的爱情的。诗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