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邓宝珊是乐意从命并愿意为之奔走的。但是，他清楚自己的地位，不能越权与中共谈判。因此，他直言问道：“怎么谈？提些什么条件？”
　　
　　傅作义自所谓“平津会战”以来，一直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说到和平谈判，他心里就更没有一点谱了！他沉吟片时，遂声音低沉地说道：“请你看着办吧。有什么问题，咱们还可以通过电台商量。”
　　
　　转瞬间就到了一月十四日，傅作义对中共定的最后期限必须有个交待。为此，他把邓宝珊、周北峰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们二位立即启程，去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作最后一次谈判。就这样，邓宝珊跟着周北峰来到五里桥，见到聂荣臻。出他们所料的是，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十三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
　　
　　邓宝珊听后哑然，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这是因为在他的谈判腹案之中，北平和天津同是这次要谈的内容。他听了聂荣臻这番话后的直感是中共说到做到，咄咄逼人。但是，根据他对天津布防的了解，认为解放军下令进攻未免有些唐突。所以他操着将信将疑的口气反问道；“你们要打天津了？”
　　
　　“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聂荣臻坚定地答说。
　　
　　邓宝珊对于固守天津非常自信，他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同样，傅作义对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并亲自对陈长捷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因此，邓宝珊以肯定的语气说：“天津恐怕三十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听后淡然一笑，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对于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非打下来不可！”
　　
　　在这样的氛围中，邓宝珊很难与聂荣臻继续再谈下去。据史记载：这次谈判，没有结果而散。然而当邓宝珊走进聂荣臻为他和周北峰准备的下榻处后，他又很自然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这和中共领袖毛泽东有什么关系呢？……”
　　
　　简而言之一句话，聂荣臻的话是根据毛泽东的电示说的。事情的内幕是这样的：
　　
　　当毛泽东阅过张东荪、周北峰与林彪、聂荣臻的《谈判记录》之后，又于一月十二日收到经由林彪、聂荣臻转来的傅作义的电文。大意谓：有关部队问题“亟需要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须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订”。毛泽东阅后十分的不快！在毛泽东看来，傅作义不仅不理解他的用意，反而以“教师爷”的口气指手画脚，甚至有教导他应当如何做的口气，这不仅伤害了毛泽东作为胜利者的自尊，而且在他看来，傅氏如此而为是有意拖延解决北平、天津的时间。为此，他于当天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林彪、聂荣臻，大意谓：
　　
　　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你们说这些话时应坚决明确。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