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毛泽东又下达了《对付天津守敌的方针》：
　　
　　林聂：
　　
　　（一）路透社称，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尚好。
　　
　　（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珊的谈判之内。
　　
　　（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一月十四日的限期到了，不仅傅作义没有想到毛泽东真的会下达攻击天津的命令，就说是坐守天津孤城的陈长捷吧，也没有想到解放军会在十四日上午十时发起总攻。更出傅作义、陈长捷等守敌所料的是，他们自吹自擂的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是那样的不起作用。仅仅四十分钟的炮火准备，我军就在各个突破地段摧毁了敌人的主要工事。接着，攻城的工兵在炮兵、坦克的掩护下，迅速排除了护城河外的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并在护城河上架起了数座浮桥，保证了步兵突击分队的顺利突破和坦克、火炮顺利的前进。一个小时以后，我解放军攻城的各突击集团即从东、西、南三面突入市区，向纵深发展。一句话，敌人至中午就通过电台连续播发这样一条消息：“林彪将军注意，炮火很激烈，老百姓伤亡很多，请停止战斗、重新谈判。”
　　
　　坐镇西柏坡的毛泽东自从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之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攻城的进展。但是，当从收音机中收到天津守敌播发的上述消息以后，他就很自信地下了结论：天津很快就回到人民的手里了！
　　
　　也就是在攻打天津最为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又把思路转向南京的蒋介石和李宗仁。
　　
　　蒋介石自打发表元旦文告之后，就躲到幕后预作长期打算。从战略角度而言，他有意通过“战”、“和”两种手段确保长江天堑无虞，借以达到划江而治的局面。这样，他就必须要调整江南的防线。第一个措施就是重新部署军事指挥长官，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同时，派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重庆，余汉谋掌广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一来，除去两湖和广西以外，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操在我们的手里。莫说是李宗仁上台，就是司徒老儿代行我的总统大权，他也是徒有其名的空架子。”
　　
　　蒋介石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而言还是比较实际的。换言之，他绝对不把可能当成唯一。例如，他虽然从军事调度方面做好了划江而治的准备，但是他又不得不从国际、国内大势去分析，对待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为此，他又做好了像抗战时期那样，走刘备图川之路。一旦全国大势发生逆转，他不仅可以亲率江南的败兵退守四川，就说驻扎西北的张治中、胡宗南也可率残部退入四川。用他自己的话说：“到时，我们可以凭借蜀道之难，天府之富，是可以图存待变的。”
　　
　　蒋介石是信奉狡兔三窟的。当他想到果真落到闭守蜀国的地步之后，又感到自己在得不到外援的态势下，有可能成为当今失川的刘表。为此，他把所谓复兴中国的大本营不是设在重庆或成都，而是选在台湾。同时，他不仅任命亲信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还任命自己的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更为重要的是，他秘密地把南京国民政府所存的黄金、银元以及外汇送到台湾。用他对蒋经国的话说：“这即是你和辞修（即陈诚）建设新台湾的资金，也是我们未来图存复兴的资本。当然，就是李宗仁上台了，他也只好做无米的巧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