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晚，傅作义将军在北平怀仁堂召集在平国防部保密局各单位头目会议，向在座的大小特务们宣布：“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可以要飞机把你们送走。”这等于给国民党的特务指出了一条出路，无疑对离间、涣散国民党的各级特务机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令李宗仁大惑不解的是，既然傅作义已经与中共商妥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并在二十二日《平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不含协议中第十四条），中共为什么还要公布被时人称之为最后的通牒——毛泽东致傅作义书？当认真地研究了这件最后通牒之后，他又感到字字句句是说给他李宗仁听的，心里感到是那样的不是滋味！
　　
　　依然是一月二十二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支持毛泽东主席八项和平条件，揭露南京政府的假和平。宣言略谓：“中国的永久的和平必须建筑在真正的民主的基础上面，这是一点也没有可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
　　
　　还是在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相继秘密到达解放区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李德全、朱学范等五十五人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南京政府假和平阴谋，指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对此，李宗仁只有摇首叹曰：“完了！时下中国有影响的志士仁人，全都被毛泽东拉过去了……”
　　
　　李宗仁不忍再去翻阅这类消息，独自一人驻步窗前眺望夜空，不时地轻轻叹气，似乎是在黯然自语：“咳！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当稍许冷静之后，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毛泽东这个新对手是何等的强大——且比蒋介石这个老政敌难对付一百倍，他也必须要很不情愿地与之打交道——重开国共和谈。同时，他也明白如若确保和谈顺利的开始，必须通过秘密的渠道和中共接上关系，进而了解毛泽东有关重开和谈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又禁不住地自问：“派谁秘密潜往北平完成此任务呢？……”
　　
　　诚如史家所云：也可能是天意所允吧，恰在这时，白崇禧自武汉打来长途电话：桂系黄启汉自香港安抵武汉，有要事面告李宗仁，将于今日——二十二日下午乘飞机飞抵南京，详情面告。
　　
　　黄启汉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深得白的信任。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立法院的选举中，李宗仁和白崇禧还为黄争得一个立法委员的位置。白崇禧向来主张狡兔三窟的，他为了在经济上给桂系的失败找一条后路，遂派能干的黄启汉赴香港搞对外贸易。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外汇很严，再加之法币以及新发行的金圆券暴跌不止，致使黄启汉的一些设想泡汤。但是，他在香港期间与国民党元老——新成立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时相过从，受益匪浅，尤其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对桂系下一步的行动有了新的认识，对黄后半生的正确选择起了很大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李济深决定动身北上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前夕，以长者的身分对黄启汉说：“我曾写信托人带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他们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但均未得到复音，也不知道他们收到信否？你可不可以代我给白崇禧送一信，争取他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