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启汉听后很是高兴，立即答应去试一试。接着，他带上李济深写在白绫条子上的信北上武汉，于一月十九日将信交到白崇禧的手里，并转达了李济深如下这段语重心长的话：“任公（即李济深）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谁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了……”
　　
　　这时，白崇禧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和中共取得联系，借用中共的力量逼蒋下野。他听了黄启汉的报告之后，原本想派黄偕李书城老先生北上信阳去和中共接头。一夜醒来，蒋介石通电下野了！当白崇禧想到李济深已经到达解放区后，遂又对黄说道：“蒋已引退，德公当了代总统，那就不必去信阳前方找关系了，可以从南京飞北平，也许能更直接更快地同共产党联系。”
　　
　　就这样，黄启汉由武汉飞抵南京，说明来意之后，受到李宗仁的欢迎。
　　
　　也许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话了！这时李宗仁也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于抗日战争中跟着他当参议的刘仲华先生。由于刘氏一生经历传奇，为革命作出许多贡献，且与日后的和谈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容笔者简介如下：
　　
　　刘仲华于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山西崞县的一个中农家庭里。早年就献身于革命事业，于一九二三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的委派到西北军工作，并陪同鹿钟麟赴苏联访问，回国后一直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刘仲华奉命到上海，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在军委从事交通和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中央局机关大部破坏，军委与中央局合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刘仲华负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刘仲华奉命做李宗仁的统战工作，促使李宗仁在一定时期接受了我党抗日政治纲领。他也因此与李宗仁结下了不错的私谊，经常坦然交谈时局。
　　
　　时下，李宗仁欲要打通和共产党的联系，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刘仲华。也就是在黄启汉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李宗仁约黄、刘二人在他的房间谈话。李氏在纵谈了目前所谓国家大势之后，遂又开门见山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
　　
　　说到李宗仁派遣黄启汉、刘仲华赴北平的任务，事后黄启汉作了回忆：
　　
　　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说：他愿意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当时，我信以为真，感到很兴奋。我还把李济深写信给白崇禧以及白在汉口和我讲的话转告李。他说，他也要写一封信交我带去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相助。他还吩咐他的秘书黄雪■起草一封写给傅作义的信，表示傅接受和平改编做得对，也希望傅支持他搞好“和谈”。
　　
　　李宗仁在秘密派遣黄启汉、刘仲华飞赴北平的同时，还公开电邀所谓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指示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于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