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他到联合国，为中国大使工作。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和平处理机构是什么吗？他总是发问，她总是不能回答。他说，是联合国安理会呀。他接着打趣道，什么时候安理会的官员都下了岗，这世界也就和平了。

他又问道，你知道全世界会议最多的机构是什么吗？不知道。他笑了，说还是安理会呀。安理会的忙闲是世界和平状况的晴雨表，有一年，安理会共开会300多次。212次非正式磋商会，关上门，不让照相，不让录音；112次正式会议，通过了50多个声明、50多个决议。一年开这么多会，说明冲突多。安理会的会又最没有计划，因为没办法预先知道哪里会打仗。按规章，任何一个成员国要求开会，24小时之内必须执行，即使官员们在休假，也得赶回来。在联合国的几年，他随时准备开会。他说，联合国开会，有个坏毛病，很难准时，先到会场的人见迟迟不能开会，就走开去，散步的散步，方便的方便，等主席要宣布开会了，人却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后来中国大使想了个办法，像中国的中、小学那样，设一个上课铃，由主席来摇，这样走开的各国大使们听到铃声，就会来开会了。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工作人员做出预算，为联合国安装这个铃需要一笔小小的经费，预算也顺利通过了。从此，联合国就有了一项新规定，摇铃开会。这只铃后来也有了名字，你知道它叫什么？他问。不知道。她摇头，认真地摇头。他说，这铃叫做“李家铃”，因为那位中国大使姓李。于是两个人又都笑起来，额头抵住额头。

“再后来呢？”她问。

“再后来就回国了，像现在这样。”

她望着他的眼睛问：“你没成过家吗？妻子？儿女？”

他的神色立刻暗淡。这让她又想起那天在雪地上，她说他的工作一定很有趣时他的神色，就这样立刻便暗淡下来，仿佛火焰被风扑灭，飞翔的大雁突然折断了翅膀。他心上有一条伤疤，也许，她不该触碰它。

“我结过婚，还有一个儿子，不过他们现在都在法国，在一个距巴黎很近的城市，里尔。我们的故事，也许你没兴趣听。”

“不，不，我想听，我想听。”

他没把它当一个故事来讲，讲得简洁明了。

他们是大学同学，恋爱4年，一毕业就结了婚。她留校任教，他去了外交部，很快就开始了他那飞来飞去的生活。他们都没想到这种生活最后断送了他们的婚姻。她憎恶飞行，每当那个危险的铁家伙带走她心爱的人，她都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她把他的每一次飞行都看做是一次生命与运气的赌博，你不可能总赢的，她这样断言。而她，却总是稳稳地站在陆地上，从家门到课堂，连学院大门都不出。

她还憎恶他的外出。确实，他在家的时日太少，关心、体贴、灯下的相依相偎，这些丈夫的职责，他都不能做到。最初她还能忍耐，后来渐渐抱怨。她说她没有丈夫，只有一个情人，尽管每次的久别都胜于新婚，但家居生活是一首嘈嘈切切永远也弹奏不完的曲子，琐碎而无止无休，她独自挑起这副重担，很累，很累。

儿子3岁以后她开始走出校门，去给外国人的孩子补习中文。在北京，外国商社、外国使馆比比皆是，这样的机会很多，报酬也相当可观。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她却已经走了，还带走了儿子。临走，她拆洗了所有被褥，把他的衬衣和西装重新熨烫一遍。她有一封长信留给他，信上说，她刚刚发现自己是个一无所有的女人，除了外币。她有许多外币，各种国家的都有，但除了外币她却什么都没有，与其空守，不如去追求外币。她去了法国，在里尔定居，又结过婚和离过婚，现在和儿子生活。他们有信件来往，他还去看过她一次。那是去法国公干，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同事们都跑去参观卢浮宫，他却乘火车去了里尔。儿子已经在读中学，个头快有他一般高了。她在里尔的刚贝当街有一家中餐馆，刚贝当街有许多家中餐馆，她的这家是她与的她第二个前夫离婚时分得的产业。她雇人经营，自己过着平静的生活。她对他说，她与他度过的时光，至今仍然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他说：“我对不起她。作为一个外交官，任何时候，国家的利益都高于一切。这个观念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它已经不是个观念，而就是我的血液本身。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有时会犯困，那么多会，常常开得人精疲力尽，就难免打个瞌睡。说来也怪，只要上边发言有攻击中国的话，我的耳朵马上就会支起来，人也立刻就醒了。这成了一种本能。没有办法，我这辈子恐怕就这样了。”他吻着她的额头，“我只希望，希望自己能够……对得起你。”

宁虹影紧紧地抱住成功，把脸贴着他光裸的胸膛，听着他强劲有力的心跳。她说：“她说的对，和你在一起，真的很美好，没想到会这样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