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许是余世存忧愤积郁太久，也许是不能在忧国忧民之际控制自己的激情，《中国男》不同的篇幅里，不是透出相互矛盾与冲突之处，我希望这是他内心的困惑和冲突，而不是他内心本身的价值观的混乱。
　　
　　同样是暗杀，革命的暗杀者王亚樵，余世存就誉美有加，而反革命的暗杀者戴笠余世存就斥为“无人性”。余世存在赞美王亚樵的暗杀行为时如事说：“正义、公道，在即时实现中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形式。在那样的乱世里，王亚樵的道路不失为一种选择，他的选择对今天的人类仍然有启示意义……”，“在今天的社会而言，这种始终站在平民大众立场上的革命人生已经显得难以理解，今天的人们更习惯了‘改革、改良、渐近，轶序、稳定……”余世存不会不知道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不会不知道以革命的名义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头落地。让人奇怪的是，到了戴笠那里，他又无比清醒起来，他对戴笠的暗杀行为如是评论：“但时隔六十年，文明社会已经对戴笠及其同类做出了相当公允的评价。人们坚定地指认戴笠为‘杀人魔头’，是法西斯性质的工具，甚至对戴笠的死也认为是冥冥之中的报应，都说明人们对安身立命或为人处世有大于权宜的标准，那是建立在尊重个人生命之上的标准。”
　　
　　如果说，这样的价值观的混乱是因为善与恶的道德而误导的结果，那么对于民国时的知识之子两种不同版本的评价，却真的是让人不知如何寻得解释。
　　
　　在傅斯年一节的最后，他这样评论“旧知识分子”：“他们是狂妄的，以为我之不出如天下苍生何，他们少有希圣希贤的愿心，更少一个成佛千佛来相扶持的随喜功德心，更谈不了自处共处的交通沟通理性。因此，当代人可以从现代知识分子的吉光片羽中怀旧，但切不可把他们说得太高，尤其不可津津有味地谈论前代人的优点时露出遗少气，尽管阳气不足的人归属于遗老遗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应该总结前一代民族精英治国报世的经验教训，否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让人奇怪的是，余世存在张荫麟一节里又清醒了过来：“不无夸张地说，在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之后，在1949年之前，我国各地的才俊人士，都因时而发，取得了后来的人少有企及的成就。年青的费孝通平实地写出薄薄的一本《乡村中国》，他后来发现，这本小册子可以管五十年，五十年无人出其右，至于那些饱学之人，中西贯通之士，更是殚精竭虑，立功立言，以回报我们的民族，文明和人民，他们都在现代史那段混乱、动荡的岁月里，成就了自己……”如果说，这两段话都是余世丰内心的真实想法，那就只能得出我们的那些“旧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无德之人，余世存有什么样的证据敢于得出这样武断的结论？
　　
　　我这里当然是在鸡蛋里挑骨头，没有任何一本书是完美的，就像任何一人不可能是完人。余世存生于1969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定是个热血青年。如今，一定也像大多数曾经的热血青年一样，上有老，下有小，在大多数人已经只为稻草谋之计，他仍饱含着一腔的热血，还在苦苦地寻觅救国之道，我虽然不能为他摇旗呐喊，但鼓几声掌还是可以的。《中国男》已经传其志、发其声、表其意，偶尔能有一两个同道，心头为之一热，也许已经足够了。恰如殷海光所说：
　　
　　“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的当下，也是二十一世纪如今中国大陆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