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宥情”、“尊情”，因为他尊重个性。他反对对个性的强制束缚，认为这样会压抑人才的成长。为此他写过《病梅馆记》无情地嘲笑士林的乡愿、犬儒和堕落。在庸俗的官僚士绅社会的包围中，他成为众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清醒的、有志气的人被排斥着，被嘲笑着，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气不移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天下虽然面临着“秋气”的侵袭，夕阳西下，暮霭沉沉的情景，而主流社会还是醉生梦死，安然自若。他们不知道“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问天无用，一切筹划都是白费。甚至作诗也是徒然，“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他只能抱着深沉的忧郁和孤独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无可奈何。
　　
　　他因此也是个大玩世者，是一个不肯调和的间世者。据说他爱吹牛，爱赌博，是真名士自风流，所有传统文明的风流人生他都经历了。他爱赏花，有“青门何有？几堆竹素，二顷梅花”吟咏。喜交友，豪称“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喜游山，观黄山云海，他发出“千诗难穷，百记徒作”的浩叹。喜收藏，文博藏品之富，其儿媳妇之弟陈元禄称之为“不可胜记”。他得到一方古玉印时，称“入手销魂极”、“引我飘摇思”，又称“自夸奇福至，端不换公卿”。他高看宋拓洛神赋十三行，称之为“最所珍秘”，为其藏帖“二千种之冠”，特邀林则徐、魏源、何绍基等好友同赏。龚自珍赏王时敏《九友图》时，发出“相见便情长”的感叹，声称犹如“身到亭亭九友旁”。其得王应绶所绘精品成扇，常“袖里珍擎怀里握”。研究藏品所作《说宗彝》、《说刻石》、《说碑》、《说印》、《商周彝器文录序》、《秦汉石刻文录序》、《镜录序》、《瓦录序》等专论文章，字里行间，时出新解，被金石学家吴昌绶誉为“精博绝特”。
　　
　　一个中国一流的男人在衰世里不得用世报国，只能将一生的光阴耗费在这些雕虫小技之中。他只能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情怀。那些具有复杂的思想内容的抒情诗，给人一种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在许多抒情诗中，他既歌颂少年朝气，侠客和义士，理想或豪杰人物；同时又羡慕“老辈”、隐士和“读书官”，留恋母爱和童年，企求纯洁的爱情，美貌天真而有才艺的少女，向往湖山胜境，乃至梦境、仙境和佛教的清净世界。“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等等。
　　
　　这个亦剑亦箫的狂生因此睥睨万古。“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庄子》、《离骚》对他有很大影响，是他的浪漫主义的主要源头。他的《最录李白集》认为“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李白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的奇妙的想象，奔放豪迈、冲破约束的精神以及瑰丽的文辞，显然可以看出和庄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批判地继承的关系。但他在前贤面前仍然放狂言，如李白诗，他就认为“十之五六伪也”。他评白居易为“真千古恶诗之祖”，理由是《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
　　
　　这个不幸的人却是清末有名的“丁香花案”的参与者。晚清名词人顾太清，也风韵超群。这位守寡的王妃跟龚自珍家“两家交好”。大历史学家孟森考证说：“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与杭州人尤密。尝为许滇生尚书母夫人之义女 ……定公亦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一骑传笺，公然投赠，无可嫌疑”。龚自珍投赠的诗即是：“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但名士才女发生此事，却引起人们无限的想象，小人从中作祟，清宗室家族将其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不问可知。本来人们对龚就看不顺眼，这下更有理由了，龚自珍被迫离开京师，1839年辞官回乡。而贝勒一死，家人也立即将太清赶出王府府邸。孟先生称之为“家难”，其实与太清、定庵的交际密切不无关涉。
　　
　　在回乡途中，龚自珍写下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这就是著名的《己亥杂诗》，这是他回忆和记叙他一生经历、交游的叙事诗，在最后一首诗中，他十分伤感地写道：“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阁（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他苦闷过、彷徨过、伤感过，但他没有陷入病态，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国男人那样太监般的阴冷、卑琐和扭曲，他依然自信而充实。他骄傲地说：“河汾房杜有人疑，名处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