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跟实力站在一起的书生因此在乱世的清末民初做成了不少事。据说孙中山曾对他的儿子张孝若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张謇自称“老书生”，但在朝在野都有支持者，他实际上是传统中国可通朝政的缙绅之士，只不过，传统中国没有出现他那样通天的士绅；在官产学分工细密的现代社会，也同样出现不了他那样在官商等领域中出入自如的绅士。正是有刘坤一、张之洞、端方、袁世凯、孙中山等朝野人士的支持，才使他在那样乱纷纷的年代，建成了像南通那样绅重官轻、高度自治的“模范县”。他的挚友刘厚生说他，“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
　　
　　这个历史人物，从很多方面看，应该是成功的。但当时，年青一代的国士胡适为他盖棺定论：“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张孝若对胡适的评价也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
　　
　　胡适并没有说明白，张的“失败”是“实业救国”道路的失败。张謇的救国救世来源于他对实力的追逐，跟实力在一起才踏实。但实力在他那里多指一国的资源、教育、实业等等，他没有像康有为、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去思索实力的精神、制度、体制含义。没有精神奠基的教育流于奴性的应试教育，没有制度保障的资源是无效和受尽污染的资源，没有政体支持的实业是沙滩聚塔。自张謇、卢作孚以来，直到当代企业家们，其一生的努力多如空梦一场。在张謇去世前，他的“新新世界雏形”已经从根底上松动。到 1925年，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已经高达九百零六万九千两白银以上。他的事业已经遭遇了全面的危机，一直到他离开人世前，也没有看到真正的转机。张謇陷入实务中无能反省他一生的道路，留下的只是感叹：“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
　　
　　幸运的是，张謇的事业在当时感动了国人，世所公认，他是中国近代实业史上的第一人。在 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首为黄帝，末乃张謇。他事业的一部分至今惠及大众，张把南通从一个僻远的小县创造成现代城市，南通以其极富现代意识的建筑规划被当代建筑大师吴良镛教授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有人说：“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张謇时代遗留下来的事业，大至南通的一厂一校，小至南通的一桥一路，均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作为南通事业的缔造者，张謇的印记与南通永远地烙在了一起。”南通有个说法是“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人们用文学的语言表达说：“大多数南通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都是在张謇创办的学校里度过的。大多数南通人都至少有一个亲戚在张謇创办的工厂里工作过。”南通人最常去的电影院是更俗剧场，张謇当年在这里接待过欧阳予倩、梅兰芳、袁克文，唱了一夜，歌舞升平。每个南通人都在濠河岸边的公园里散过步，晒过太阳，打过水漂，这个公园只是张謇当年规划的五个城市公园之一。
　　
　　有此已经不朽。何谓不朽？乱世中的穆叔回答范宣子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穆叔还说，“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就是说，官当得大，不能算不朽。乱世中的张謇曾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他知道自己的失败，但他同样知道自己的不朽，是以他为自己的墓门写下了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
　　
　　他长眠于南通的五山，已经成为山川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