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原名朓，后名敬恒。清光绪举人。1901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参与创办上海爱国学社。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去法国，参与创办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1915年与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常委。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有《吴稚晖先生合集》。
◎冯玉祥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不过，没有人不需要吴稚晖，不承认他是一个牛人。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借重他……他们多次给他官做，他都拒绝了。但当这些人需要他时，他又是“肝脑涂地”地为他们卖命，他给孙中山下跪过，给汪精卫下跪过……这种“成何体统”使汪精卫等人都消受不起，但他似乎做得理所当然。
我国的现代史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方死方生之际，许多人物带着自己的识见智慧参与历史的大变革，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这些人物，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很多人在现代意识和文明理性方面是极为欠缺的。如果不是遇上那么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绝对是边缘落魄之人，早就身死名灭了。吴稚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吴稚晖给人的印象总是疯疯癫癫的，他小时候就有疯子之名。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因为他以圣贤传人、理学卫道者自居。有一次，满族官僚、江苏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局长或社科院院长）溥良坐着大轿经过孔庙，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恰好被吴稚晖碰见，他就捡起砖块向轿中乱扔，搞得溥良衣帽歪斜，十分狼狈，差役将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 !”当时南菁山长是著名经学家黄玄同，这位老夫子对吴稚晖的尊孔精神颇为欣赏，从轻发落，只给予羁押三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闹开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坏名声，只好说了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便不再深究了。这样的事多了，疯子的名声也就传开了。
戊戌变法后，吴稚晖的尊孔忠君思想发生了大变化，一变而成了江南维新派的活跃分子。吴稚晖因此在国内待不下去，他就东渡日本考入了高等师范学院。
1902年，蔡锷等九人自费留学，欲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清廷驻日公使蔡钧是个顽固守旧派，不肯给蔡锷等维新人物作保。吴稚晖、孙叔方等率领留学生二十人到公使馆静坐。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求日本警察厅以妨害治安罪逮捕吴、孙等人。日警方判处“递解回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吴孙事件”。吴稚晖愤怒不已，留下绝命书，在登轮时跳入海中，以死抗议，幸被救出。梁启超为此在《清议报》著文道： “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 ”以后，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创立“爱国学社”、创办《苏报》，鼓吹革命。
但吴稚晖的革命又多半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听过吴的演讲：“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西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众听了都大笑。但吴稚晖的革命到“三民主义”为止，他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是用那种“嬉皮笑脸”式的反智语言，他用“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一句话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即使吴稚晖成了国民党元老，他在众人的眼里都是一个异类，一个疯癫怪人。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方针及中共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时说，蒋“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不过，没有人不需要吴稚晖，不承认他是一个牛人。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借重他 ……他们多次给他官做，他都拒绝了。但当这些人需要他时，他又是“肝脑涂地”地为他们卖命，他给孙中山下跪过，给汪精卫下跪过 ……这种“成何体统”使汪精卫等人都消受不起，但他似乎做得理所当然。
这个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一生官衔多得数不清：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
实际上，他内心里自视极高。他自比汉之张良，以为自己能够辅佐一个人开百代基业。1927年 3月 6日，吴稚晖晤见陈独秀。吴对陈说：“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联代表越飞在广州晤孙总理言，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解，二百年尚嫌不足。”陈独秀笑其太迂，吴稚晖说：“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鼎。”陈问吴稚晖：“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吗？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于是吴追问陈独秀：“你定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不加迟疑地回答：“二十年。”吴大为惊骇：“由此，国民党只剩下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吴说完后脸色难堪，大概由此坚定了他要帮蒋介石“清共”的决心。以至于后来冯玉祥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这个牛人自始至终有上不了台面的自知之明。即使抗战时期，他骂汪精卫等人的叛国也语俗如市井泼妇，他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他说自己：“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这么一个自比张良、刘姥姥式的人物，在现代史上占有重重的一笔。胡适称他是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举荐他为“世纪伟人”。他一生清廉，自奉甚俭，待人却是慷慨的。生活困难者，他周济；无力升学的，他资助。有人劝他少管些闲事，他说：“我是乙丑牛（1865年为农历乙丑年），还债牛。前世欠的债，今世来还呀 !”
这么一个牛人现世，真是时也，命也。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原名朓，后名敬恒。清光绪举人。1901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参与创办上海爱国学社。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去法国，参与创办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1915年与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常委。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有《吴稚晖先生合集》。
◎冯玉祥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不过，没有人不需要吴稚晖，不承认他是一个牛人。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借重他……他们多次给他官做，他都拒绝了。但当这些人需要他时，他又是“肝脑涂地”地为他们卖命，他给孙中山下跪过，给汪精卫下跪过……这种“成何体统”使汪精卫等人都消受不起，但他似乎做得理所当然。
我国的现代史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方死方生之际，许多人物带着自己的识见智慧参与历史的大变革，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这些人物，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很多人在现代意识和文明理性方面是极为欠缺的。如果不是遇上那么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绝对是边缘落魄之人，早就身死名灭了。吴稚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吴稚晖给人的印象总是疯疯癫癫的，他小时候就有疯子之名。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因为他以圣贤传人、理学卫道者自居。有一次，满族官僚、江苏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局长或社科院院长）溥良坐着大轿经过孔庙，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恰好被吴稚晖碰见，他就捡起砖块向轿中乱扔，搞得溥良衣帽歪斜，十分狼狈，差役将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 !”当时南菁山长是著名经学家黄玄同，这位老夫子对吴稚晖的尊孔精神颇为欣赏，从轻发落，只给予羁押三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闹开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坏名声，只好说了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便不再深究了。这样的事多了，疯子的名声也就传开了。
戊戌变法后，吴稚晖的尊孔忠君思想发生了大变化，一变而成了江南维新派的活跃分子。吴稚晖因此在国内待不下去，他就东渡日本考入了高等师范学院。
1902年，蔡锷等九人自费留学，欲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清廷驻日公使蔡钧是个顽固守旧派，不肯给蔡锷等维新人物作保。吴稚晖、孙叔方等率领留学生二十人到公使馆静坐。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求日本警察厅以妨害治安罪逮捕吴、孙等人。日警方判处“递解回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吴孙事件”。吴稚晖愤怒不已，留下绝命书，在登轮时跳入海中，以死抗议，幸被救出。梁启超为此在《清议报》著文道： “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 ”以后，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创立“爱国学社”、创办《苏报》，鼓吹革命。
但吴稚晖的革命又多半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听过吴的演讲：“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西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众听了都大笑。但吴稚晖的革命到“三民主义”为止，他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是用那种“嬉皮笑脸”式的反智语言，他用“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一句话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即使吴稚晖成了国民党元老，他在众人的眼里都是一个异类，一个疯癫怪人。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方针及中共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时说，蒋“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不过，没有人不需要吴稚晖，不承认他是一个牛人。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借重他 ……他们多次给他官做，他都拒绝了。但当这些人需要他时，他又是“肝脑涂地”地为他们卖命，他给孙中山下跪过，给汪精卫下跪过 ……这种“成何体统”使汪精卫等人都消受不起，但他似乎做得理所当然。
这个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一生官衔多得数不清：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
实际上，他内心里自视极高。他自比汉之张良，以为自己能够辅佐一个人开百代基业。1927年 3月 6日，吴稚晖晤见陈独秀。吴对陈说：“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联代表越飞在广州晤孙总理言，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解，二百年尚嫌不足。”陈独秀笑其太迂，吴稚晖说：“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鼎。”陈问吴稚晖：“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吗？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于是吴追问陈独秀：“你定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不加迟疑地回答：“二十年。”吴大为惊骇：“由此，国民党只剩下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吴说完后脸色难堪，大概由此坚定了他要帮蒋介石“清共”的决心。以至于后来冯玉祥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这个牛人自始至终有上不了台面的自知之明。即使抗战时期，他骂汪精卫等人的叛国也语俗如市井泼妇，他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他说自己：“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这么一个自比张良、刘姥姥式的人物，在现代史上占有重重的一笔。胡适称他是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举荐他为“世纪伟人”。他一生清廉，自奉甚俭，待人却是慷慨的。生活困难者，他周济；无力升学的，他资助。有人劝他少管些闲事，他说：“我是乙丑牛（1865年为农历乙丑年），还债牛。前世欠的债，今世来还呀 !”
这么一个牛人现世，真是时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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