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史公（谈）死后三年，迁即作了太史令，研读史记以及国家藏在石室金匮的书籍。又五年为武帝太祖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节令是冬至，汉朝改创历法，实行太初历，遍告群神，在明堂里宣布，从此遵用夏正（以农历一月为正月）。
　　
　　太史公（迁）说：“我先父他说过：‘从周公逝世后，经五百年天生孔子。孔子逝世后算到现在又有五百年了，这是一个大有为的时代，有人能够继承盛世，整理《易传》，上接《春秋》，推考《诗》、《书》、《礼》、《乐》的精义，然后有所述作。’有意这样做吗？有意这样做吗？小子自当继述先父的志业，挑起五百年来重建史记这一划时代的重任，怎敢轻率地谦让呢？”
　　
　　上大夫壶遂问我说：“以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过：‘周室东迁以后，王纲不振，政事远不如西周盛世，那时，孔子在鲁国做司寇官，遭到诸侯的嫉妒，大夫的阻碍。孔子知道自己的好言没有人采纳，自己的道术学说无法实行，这该怎么处理，于是决定根据鲁国史记，从鲁隐公元年直到鲁哀公十四年，把这二百四十二年中间的人和事，分出谁是谁非，为天下万世定出一个标准。有时贬斥诸侯，有时诛讨大夫，无非要达成王纲的目标。’孔子说：‘如果只讲空话是无用的，不如举出《春秋》上的人和事来证明是非得失，这样就切实得多了。’《春秋》这部著作，往上说是讲明夏禹、商汤、周文武三代圣王的治道，往下说又能辨别人事的纪纲，也就是建立伦理法则。它可分别嫌疑，明断是非，不让人犹豫不决，奖励好人好事，惩罚恶人恶事，尊贤、退不才，已亡的国家，保存它的国名，已绝的世代，找出能继承的后嗣，有偏差的地方，予以补救，已废置的事体，重新振顿，这些都是王道王政最重要的纲领啊。拿《春秋》和群经作一比较观，《易经》著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原理，所以长于变化的道理。《礼经》指出人伦的大经大法，是以行为见长。《书经》记叙尧舜三代的政事，故以政治理论著称。《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以土风民谣见长。《乐经》（已亡）鼓舞人们向上自立，故以和顺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故长于处理人事。归纳来说，《礼》可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引发人心的和平气息。《书》是讲政治的，《诗》是表达情意的，《易》是讲大化流行的，《春秋》是以义为标准的。五经各有它们的长处，但是我们整理乱世，使它重回到太平盛世，那就只有仰赖《春秋》了。《春秋》不过几万字，但它的大义便有数千条，二百四十二年间的许多事务，要条分缕析，要归纳鸟瞰，都可以从《春秋》经里知道它的梗概。《春秋》当中，被弑杀的君主有三十六人，遭灭亡的有五十二国，至于到处奔走流浪，不能保有自己的社稷宗庙的，可多得很。我们仔细分析他们所以然的原因，都是丢掉了最要紧的根本（礼、义）啊。所以《易传》说：‘在源头上有了过失，其差错的巨大，就会一泻千里，其后患每至无法收拾。’因此易传上也说：‘臣下杀君、儿子杀父，绝不止是一朝一晚的事件，它的逐渐积累，次第发展，一定有很长的一段历史，绝不是突然会发生的。’所以说一国的领袖，不能不读《春秋》。如果不读，就是谗邪小人站在你的面前，你也看不清楚，乱臣贼子紧跟在你的后面，你也不会发觉（不辨忠奸）。做臣子如果不读《春秋》，就会对常见的事，固执前例而不知作适当的处置，一旦遭遇突发事件，更没有紧急应变的能力了。做君主的，做父亲的若不明了《春秋》大义的话，容易蒙受最臭而不可以洗刷的恶名。做臣子的如果不熟知《春秋》的大义，定容易陷落在篡位杀上的法网里不能自拔，加以死罪，也无法辩明。实际上做臣子的每认为是应当做的而盲目地去做了，他们不晓得大义所在，史官给他加上一句空话，他却无法推卸掉。人们不明礼义的要旨，做出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亲不像父亲，子女不像子女的事。假如君不像君（无威仪），臣下就敢于冒犯他；臣不像臣，易遭杀身大祸；父亲不像父亲，就是糊涂昏聩；子女不像子女，就是忤逆不孝。上面这四种行为，算是天下最大的过失，拿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的头上，他只有低下头来承认，决无理由推托的。因此可以肯定，《春秋》确是礼义的大宗啊。当一件事尚未形成以前，礼可以事先禁止它，一件事已经完成了，法律便可以制裁你了，法律可以制裁的事件，容易见到，可是礼制所禁止和防范的事件，一般人是不容易察觉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