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知道自己将因白血病而死去。但是，他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认为去世前仍要认真从事重要工作，不能停下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言论活动，这就是艺术家，将这一切记述下来，则是自己的晚期风格②。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死去的。

    于是，我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经历各种苦难的过程中，好像也曾有过与此相似的想法。光患有先天性残疾，对于一个婴儿来说，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然而，他却从那种状态中一点一点的恢复着。目前，他仍然患有以癫痫为主的严重病患，虽然他的智力发育依然迟缓，却认真学习了音乐，从事着作曲的工作。在光出生的时候，用我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困难便是人类的问题，只要他还生活着，就一定会面向设法解决的方向努力”……我认为，当时思考与萨义德相同方向的问题……是正确的。

    进一步面向社会扩展开来，作为政治问题来说，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由于拥有核武器的美军基地的存在，日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我，则想要改变这个共同的想法。不过，我在有生之年已经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了。依存于冲绳美军基地的日本，还有中国、韩国、北朝鲜、美国，还有更为广阔的世界，但是，由于这是人类的问题，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可以获得解决，如同陪伴萨义德走完人生的那个希望一样。

    ——作为社会的弱者，不，作为我们所有人来说，何为最困难的状况？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您与萨义德氏的看法也有惊人的一致。

    是啊，一如你所说的那样。那是逃亡者的课题。萨义德这样说道：自己的国家、自己这些人的土地被掠夺，家庭财产也好国籍也罢全都被剥夺，只能屈辱地生活下去。包括这些人的食物和住房问题在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最为痛苦的，是原先已经获得社会地位的人，这一切却被完全捣毁，就社会性而言，沦为一无所有的悲惨状态。而在我来说，日本社会对于智障者的态度正在逐渐改善。尽管如此，当我与光一同行走在街上时，也曾感到遭受了侮辱，光本人也经常感觉到这种侮辱。比如去唱片店挑选CD或在餐馆用餐，他会突然显现出非常非常不高兴的表情。当他觉察到自己受到轻蔑或者忽视时，他首先就会感到不愉快。

    相反，光的心情最为爽朗之时，是他自己作了曲，这首曲子被灌制成CD，并为其举办了音乐会，得到了客人实实在在的掌声，被要求“再来一遍”并应客人要求上台致谢，然后说上几句客套话的时候。这可是他被视为“创作了这些美妙音乐的人”而得到如此承认的瞬间。他因为觉察到自己被社会认知为一个人而快活。这是光本人完成的，也是我们的家庭为光面向那里而一直充作后盾的结果，对于我和妻子来说，这也是一个最为幸福的瞬间。

    ——萨义德氏在音乐评论领域也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晚年曾与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依姆①共同从事过音乐教育活动，而他本人也弹奏钢琴，这与他对光的理解是有内在联系的吧。

    在这样倾听您的话语之后，我深切地感觉到，大江先生的精神活动——对同时代的困难和现代人的窘境之认识，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处于在眼前成长起来的光的存在这种绝对性影响之下。

    现在回想起来，情况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生活在患有智障的孩子那个家庭里的成员，总是以此为前提而创作的自己小说里的写作方法，自然会存在着批判。即便是我，倘若在与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处所展开想象力并工作至今，就可能成为与现在的我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作家了吧。

    先前我说到，完全凭借展开自己的观念开始创作小说，在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现实生活的反映。然而，此前我虽然这么认为，可回过头来重新阅读自己的小说时，却发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曾在战争中度过童年时光的农村青年来到东京，在生活里始终怀有不安的心情，时代照射过来的这种光亮，也洒在了小说里的出场人物身上。

    在日本，有一种叫做私小说的文类，是专门叙说自我的小说。而我则要写出与此完全不同的东西，想要做日本人能够介入世界文学的工作——这是学习外国文学的学生谁都抱有的野心，我也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

    接着，我就开始了工作，但我写的只是观念性和想象性小说，于是很快就走到了尽头。那会儿，我的孩子出生了，却被告知身体异常。在那个瞬间，年轻的我进入了与以往生活全然不同的一种极限状态。与那些状况一一对抗下去的实际生活，同接受“写出纯文学的、全新的特别作品”的约稿连接起来，把自己生活于痛苦之中与将其写在小说里的进程，就这样开始了。小说创作接近尾声，也为现实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当然，在现实里，我和光的共同生活还在继续。光诞生之后的那一年，或许是自己这七十一年生涯中最为特别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