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听日本钢琴手内田光子、高桥亚纪的演奏。她们是通过音乐展现出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我曾与高桥谈过有关武满的话题，在女性中，我认为她是武满音乐最好的理解者。对于武满所作的钢琴曲，她的演奏水平年年都在提高，这很了不起。

    ——那么，您于一九七七年前往与作品里相同的场所，参加了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文化研究所的研讨会。那时您已经有了在墨西哥生活的经历，从那时起，您与外国作家的交流，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或许是个有效的机会吧。

    如果说起日本这个国家的同时代作家，也有像安部公房、古井由吉那样让我心怀敬意的作家。不过，安部的情况略有不同，刚才我也说过，我更看重与研究者朋友的交往，我说的是与日本文学多少有些距离的研究者朋友。至于同外国的诗人、作家们的交往，由于我不时前往国外短期旅居并与他们一起工作，逐渐亲近起来的人反倒比较多。在开始这种交往的最初阶段，一九七七年的研讨会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交往之一。创建了“垮掉的一代”之文化的诗人爱伦·金斯堡①从美国本土来到了那里。由于是两个作家或诗人共居一个房间，因此而亲近起来的，是来自西萨摩亚的作家阿尔伯特·汶特②。他出身于一个拥有欧洲血统且富有知识教养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家，蕴涵着太平洋诸岛当地人的那种民俗学要素。我与非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沃雷·索因卡③也是在那里认识的，后来成为常年交往的朋友。

    ——我认为，对于美国社会中的男女关系以及女权运动的高涨，您是最先直接觉察到的。有关这一切的理解也好不谐调感觉也罢，这两者在您的作品里都有所表现。您最近的作品《愁容童子》中出现了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女学者罗兹，我觉得，直至您对罗兹的描写为止，这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以贯之的距离感。与此同时，我还认为，日本女性如果成为您的描写对象的话，您是不会如此的，无论取材以及观察的深度还是无情的程度（笑）。

    研讨会需要连续三周甚至四周都在同一个场所生活和讨论，或是反复召开两三天会议。第一次到夏威夷的时候，有华裔女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①。此外，还有名叫三好将夫②，从日本前往美国定居的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我经常出席以其为中心的会议。他很看重作为女权运动优秀论客的那些女性，比如曾翻译雅克·德里达③、她本人身为理论家也引起诸多关注的盖娅特丽·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④。以她为核心的那些作为理论家且观点有趣，就为人而言又显得从容自信并且面带阴翳、话语中还含带些微幽默的女性，被三好介绍给了我。由于是借助英语进行交流，大家就像是大学里的同学一般交谈。有时，会因为彼此深处的问题相互重合，也会出现相互深入评论的现象。我觉得，正是从如此邂逅相识的女性学者、诗人和小说家那里，接受了各种女性形象。

    ——一九八九年，在《人生的亲戚》里，女性第一次作为主角出现在了大江小说之中。此人是仓木玛利惠，这是一个易于联想到“沉郁的玛利亚” ①的名字。叙述者“我”的儿子往返于养护学校，她则是我儿子一个同学的母亲，曾遭遇两个身有残疾的儿子一同自杀的、难以想象的悲剧。虽然她是一位精力过剩、搅得周围人都不得安宁的那种深思型女强人，但是去了墨西哥之后，则在农场里投身于奉献活动。总之，这是敢想敢干的、信心十足的女性的故事。

    就在我本人来说，《人生的亲戚》也是一部特别的小说。某大报那位谁都知道的大牌记者曾说过一番涉及我人格的话语——话虽如此，与其倒是没有个人交往——从没有读过这家伙的小说，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在前面的话引子里“粗口恶言骂詈谗谤”绵长不绝。有一段时期，我曾因此而第一次出现忧郁症似的状态，这种状态最近叫做耗尽②，以往的老话则叫做忧郁症③。当时，为了进行自我治疗，我决定试着用不同手法来写与此前的小说世界完全不同的内容。由于每天早晨起床时最为沉郁，便一睁开眼睛就马上起床并立即写那部小说。下午，或阅读平日里一直在看着的书籍，或写一些随笔。总之，早晨的时间被集中用来写那部小说，所以只用了大约三个月便完成了。原本我就憧憬英雄豪气且诙谐幽默，却深陷悲剧之中的那种女性。可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原型，便以此前看到的那些素描之积累构成了细部。写完这部小说后，在那之前的忧郁症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会儿，刚才说到的那位大牌记者还出了一本题为《大江健三郎的人生》那本鲜红封皮的书。不久之后，我告诉亦为精神科医生的作家加贺乙彦，说是自己借助那种做法已经超越了忧郁症。于是他就诊断说：那么一大早起床工作，不就是狂躁病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