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企业领导害怕或不愿指出政府需要在医疗保险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高层官员及其顾问怎么能在数万亿美元尚未支付的账单即将到期之时不断要求减税？为什么政治家在许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同时，却眼睁睁地看着政府教育系统为那些最需要好学校的贫困儿童分配最差的老师和最破旧的校舍？为什么自由贸易的受害者只能得到口头安慰，甚至连那些声称工人遭受亏待的当选代表也只能给予口头安慰呢？类似的困惑和矛盾常常出现在会议室、工会办公室、市政厅会议室，甚至是茶余饭后。

最好的解释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他们自私或对此漠不关心，更不是他们没能力发觉并按照个人的长期利益行事。不，困扰着当代资本家的深层次的痼疾是知识惯性。每个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运作方式都有自己既定的想法，并能在这种环境中舒适地生活。丢开陈旧的观念，用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必需的，这将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冲击。但是，当昨日无法想象的事变得不可避免时，思维转变的契机就出现了。观念可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当大萧条发生时，大量的工人失业，长期存在的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禁忌被一扫而空，这种转变发生了。当电视上恐怖的画面激怒了黑人，最终引发了要求终止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时，这种转变发生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石油危机、通货膨胀以及“福利计划已经失控”的观念导致人们一直认为需要通过降低税收恢复资本主义的“动物精神”

当经济到达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时，我们的基本经济目标是保证资本主义臭名昭著的“创造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