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力量是婴儿潮一代退休带来的财政负担。婴儿潮一代即将步入退休年龄，他们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成本将急剧提高政府的支出。按照目前的税收水平，即便是“大”政府也将捉襟见肘。除去这些支出，政府几乎没有现金支持我们所期待的其他公共领域，比如从广泛的社会保障到教育再到基础科学研究等。并且随着企业取消自己的安全网络，联邦政府也无力拓宽自己的社会安全网络。联邦政府会简单地放弃自己至关重要的职能吗？如果不，它该如何在不破坏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提高税收水平呢？

第四种力量是极端不公平现象的锐增。尽管前3种力量增加了大多数美国人的风险，但是最顶层的财富和收入规模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显然，许多赢家收获的并不是“自由市场”的果实，他们操纵了补偿失败者的计划，收获自己的财富。通过兜售次级抵押贷款侵吞数百万美元的银行家退出了其乡村俱乐部，而将沉重的包袱留给其他人。那些执掌企业的CEO，常常因为企业股票价格下跌而带着数千万美元的补偿金一走了之。那些对冲基金经理只要勉强跑赢标准普尔指数就能赚到巨额财富。在一个民主国家竟然有这么多不该富的人，他们变得如此腐败，什么时候才能引发一场反对完全败坏的资本主义的运动呢？

这4种力量的交汇碰撞将暴露出我们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危险缺陷。当一些根本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时候，当新经济秩序的构建者坐下来寻找摆脱萧条和战争的方法时，它仍然会猛烈地撞击着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能否生存下来呢？民主能否在极端不平等的环境下生存呢？这些趋势将如何影响我们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姿态呢？美国人能否在这种动荡中过上安全和幸福的生活呢？

6种旧观念

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摆脱6种旧观念不良影响的速度。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收入广泛增长被认为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现在对近一半的美国人来说这种代际发展模式存在一定风险。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尽管数百万人可能会因为来自外国的竞争而受到伤害，但还是被告知自由贸易的总收益远远大于其弊端，质疑自由贸易基本优势的做法是愚蠢的。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企业（而不是政府）必须筹集并管理我们大多数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福利，必须坚持这一观点，否则就有资本主义坍塌的危险。

税收伤害经济（税收总是太高了）。事实上，在未来的10年内不论谁执政，税收都会提高，并且经济依然会健康发展。我们不会成为法国或者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