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19世纪末，‘失败者’却成了一无是处者的代名词。”这种概念的演变，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进行福利改革讨论时，公众对“不值得救济的穷人”的憎恶。

显然，强调自力更生及个人责任对美国是有益的，但是将经济上的弱势等同于一无是处则阻碍了美国社会保障的发展，而早在100年前这种社会保障就在欧洲广泛存在了。在奉行个人主义的美国，对依靠集体力量应对较大经济力量的需求被降到了最低甚至受到鄙视。然而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认为凭借个人力量就可以提升经济地位的信念已无法准确反映美国人抑或众多勤奋美国人的未来，那么这种信念是否束缚了我们的天分呢？

第二种思维方式主要是由战后异常的繁荣滋生的。罗伯特·萨缪尔森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美国式的“优越感”.。这种观念认为美国是进步的宠儿，无穷尽的增长是我们应得的，包括贫穷、种族主义以及医疗保险不平等在内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获得解决。这是一种经济观念上的“美国例外主义”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exceptionalism），1831年由亚历西斯·托克维里提出。指美国因为具有独一无二之国家起源、文教背景、历史进展以及特殊的政策与宗教体制，所以其他发达国家无法与之比拟。评论家指责这不过是民族优越感的一种形式。——译者注..，认为美国总是可以免遭其他国家所遭受的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繁荣中，很多经济学家及商界领袖身上开始流露出傲慢，他们错误地认为经济周期被驯服了，衰退被彻底消除了。同时，伴随这种“永远增长权利”文化的是对相关责任的漠视。几十年之后，这种“生而富足”的顽固观念导致了过度膨胀的期望（战胜贫穷、犯罪、毒品、癌症等）与不可避免的失望之间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了公众对相关机构及领导者信心的丧失，因为他们无法消除所有的社会弊端以满足公众的不合理要求。这种“傲慢自大”留下了大量“不能信任政府”的证据，这些证据沉重地压在那些希望通过政府实现新目标的人身上，因而也使得今天的改革困难重重。

“后代将比我们赚的得多”的信念又带来了第三个令人担忧的观念，即我们可以过着“超过收入水平的阔绰.....”，因为将来我们会赚足够的钱以解决所有问题。这种观念代表着美国早期观念的巨大转变。早在1976年，丹尼尔·贝尔就曾指出：“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惊人的社会转变，消费替代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