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究对来自同一非移民家庭的两代人进行了分析，而且由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学院进行动态面板数据研究，这使得分析具有可行性。这项调查自1968年起对8 000个家庭中的成员自少年至成年间的收入情况进行跟踪，首次将20世纪60年代后期父辈的家庭收入与近年来其后代的家庭收入进行直接比较。2008年，作为佩尤慈善信托基金资助下的经济地位调查项目的一部分，布鲁金斯研究所挖掘出的数据表明，如今有1/3的美国人（包括所有种族、所有收入水平的美国人在内）赚得比他们的父辈少。不过现在两个人挣工资的家庭越来越多，因而家庭的总工作时间延长了。如果将这一点考虑在内，上述发现会更让人担忧。在美国家庭中，有大约7 500万到1亿美国人赚得比他们的父辈少。有1/3美国人的父辈在1968年能赚55 000～72 000美元，有1/2美国人的父辈在当时能赚到100 000美元。与其父辈相比，这些人的收入都有所下降。随着大量的制造业岗位转移到海外，美国国内工人的经济地位下滑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在家庭之内、代际之间新出现的“向下流动”现象非常广泛，已经开始严重威胁着美国经验和思维的核心。帮助指导跟踪调查项目工作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学者伊莎贝尔·索希说：“该调查结果意味着，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其观念中对后代将比自己赚得更多的根深蒂固的期待将难以为继。”

确切地说，导致上述事实发生的原因尚未完全明晰，但经济学家认为有一个影响因素是肯定的，即科技进步使工作性质不断发生变化。纵观经济史就会发现，技术革新不断取代体力劳动——电报取代驿马快递、语音邮件取代秘书。同样，最新出现的脑力劳动自动化也必然会带来工作性质的改变，例如，不久前以审查贷款申请为工作内容的贷款抵押员还是一份不错的谋生职业，如今，这些工作几乎全部实现了计算机化。如此一来就会导致就业市场的极端化。好工作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思维和复杂的沟通技巧；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也日益依赖好的教育。只有涉及这些内容的工作才能获得高工资。

更糟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出现了就连亚伯拉罕·林肯、本杰明·富兰克林也会感到吃惊的巨大的向上流动性。与法国、丹麦、挪威、瑞典、加拿大、德国等国相比，美国为其公民所提供的超越出生时经济地位的提升空间要小得多。现状与“往昔的美好时光”之间已存在天壤之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近1/4的人处于社会收入分配的最底层，而他们的子女中有1/4的人经过毕生的奋斗进入到收入分配最上层的1/4。现如今，只有6%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蒂曾论证，有惊人的收入流进了最顶层一部分人的手中，并指出“将来小部分富有却平庸的后代子女将控制美国经济的绝大部分，而那些身无分文却很有天分的后代子女将无法与之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