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出现了就连亚伯拉罕·林肯、本杰明·富兰克林也会感到吃惊的巨大的向上流动性。与法国、丹麦、挪威、瑞典、加拿大、德国等国相比，美国为其公民所提供的超越出生时经济地位的提升空间要小得多。现状与“往昔的美好时光”之间已存在天壤之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近1/4的人处于社会收入分配的最底层，而他们的子女中有1/4的人经过毕生的奋斗进入到收入分配最上层的1/4。现如今，只有6%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蒂曾论证，有惊人的收入流进了最顶层一部分人的手中，并指出“将来小部分富有却平庸的后代子女将控制美国经济的绝大部分，而那些身无分文却很有天分的后代子女将无法与之竞争。”

更令人担忧的是，眼下社会向下流动的加剧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影响充分显现之前出现的。尽管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令人担忧，但据估计截至2015年只有330万个工作机会流向国外。这与政府吹嘘中的2015年要创造1.47亿个工作岗位（去年仅净增170万个工作岗位）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真正的挑战将出现在下一个10年，并且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于工作岗位的消失，而在于社会上将出现很多受过良好教育却处于饥饿状态的工人，其中很多人掌握了相当好的技术却只领到期望工资的零头，这些人的出现将给很多的美国工作设定工资上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从1980年到2005年全球劳动力的数量翻了两番，其中多数的增长是在近几年内完成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伦·布林德指出，他已经发现离岸工作岗位工资将受到冲击的迹象，在未来二十几年内将有近4.00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受到影响。在30亿人加入全球劳动力行列的形势下，艾伦·布林德真是一语中的。

但是，很多美国人无法比自己的父辈赚得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美好生活的结束。人们仍有机会过上物质富足的舒适生活。毕竟，人的态度和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预期。人们在将现状与自己早年状况进行比较，以及同被视为参照的其他人的经历进行比较时，所采取的态度又塑造着人们的预期。当意识到“与100年前的人相比，或者与那些至今仍在极度贫困的第三世界挣扎的贫困人口相比，自己简直是生活在天上”时，人们心里还是有点安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