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更加开诚布公的争论并不能保证得出令人愉快的结果。收入停滞所延续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的人对发展的理念失去信心。当收入普遍增长（就像我们在绝大部分历史中所经历的那样），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就会受欢迎、被崇尚；而当平均收入停滞不前、部分人的收入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时，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反而会令人憎恶。我们的乐观态度也会消失。

政治实践表明，如果多数人长期向社会下层流动，人们就不会那么宽容。政策也会变得缺乏兼容和包容性，使得人们不大可能会团结在一个能够减少痛苦、创造机会的政府周围，而更可能只知道对替罪羊撒气。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的作者本杰明·弗里德曼认为这一趋势贯穿于美国历史之中。在19世纪90年代以及今天这样的经济停滞期内，都会掀起反移民的热潮；而只有在经济增长期内，比如进步时代和20世纪60年代的大社会时代，我们才能进行旨在拓宽安全和机遇的制度改革。弗里德曼承认大萧条时期是一个例外，因为当时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精神。

如果你正在努力让自己乐观起来，那么弗里德曼的理论恐怕是一个障碍。列宁的著名论断是“越糟糕，越好”。也就是说，在沙皇统治下，普通群众的生存状况越恶化越能加速变革。然而现如今，即使有越来越多的子女赚得比父辈们少，经济也不会恶化到大萧条时的程度。这听起来确实令人沮丧，但却不是一码事。因此，如果收入的停滞确实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那么社会将会陷入糟糕的危机——面对巨大的经济力量，多数人会退却，只有少数人能够迎难而上改进我们的境况。

但是，还有一种更加乐观的情况：尽管如今的状况远不及大萧条时期悲惨，但仍可迫使美国采取措施应对新出现的问题。而且令人欣慰的消息是，至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只是暂时的。毕竟，大家都曾认为自19世纪80年代起，英国就开始“没落”，但在接下来的100年里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仍有大幅提高。在英国丧失经济优势地位的头几十年里，很多英国人都遭受了损失。但一旦新的全球平衡再次形成，英国的收入水平又恢复了往日节节攀升的盛况。与此类似，在其他力量崛起以及新技术应用于所有经济领域的同时，在一定时期内数百万美国人会经历经济调整所带来的阵痛，但从长远来看，这些痛苦必将换来物质福利的普遍增长，二者之间是统一的。换言之，“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的陈旧观念将在21世纪的晚些时候获得重生。

但关键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定义，或者说如何重新定义自己对那些注定要在未来几十年的过渡期内遭受损失的美国人所承担的责任。正确的定义首先来自于思维的转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如此根深蒂固地将自我形象建立在“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的理念上。这种用以衡量美国进步的理念的消亡迫使我们对美国的资本主义重新洗牌，使我们在增强对个人力量及自由资本主义的浪漫幻想的同时，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到二者的局限性。心理学家指出，沉溺于自命不凡的自我陶醉者只有在接受自身的平凡性时，其病症才能治愈。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类似问题已经摆在了美国面前。我们无法控制新时代经济轨迹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