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鲁瑟会为胜利而矛盾。作为一名忠实的民主党人，他希望美国能够效仿欧洲和英国建立起更强大的福利国家制度。他意识到自己所促成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只是暂时的步骤。他劝说企业如果难以应对日益增加的保险成本，就应该与工会并肩作战，要求联邦政府承担起责任，从而减轻自己的负担。鲁瑟在谈及美国企业时说：“如果对其钱包施加压力，他们就会言听计从了。”

鲁瑟也会使用政治手段。在他的有力领导下，形成了战后由雇主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社会保障模式，帮助数百万没有大学学位的产业工人实现了成为中产阶级的美国梦。但是鲁瑟认为企业最终能敦促政府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想法却落空了。当时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并不像现在那么高，鲁瑟认为的由此而给企业带来财务压力的情况根本没有发生。相反，二战之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及其赋予美国主要企业近乎垄断的地位，使企业所承担的社会福利成本很容易通过产品价格转嫁出去。面对国外日益蔓延的社会主义，企业对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指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的政府。——译者注...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同时，鲁瑟和其他工会领袖在谈判桌上耗尽了本应用于更广泛改革运动的政治热情，而谈判的胜利只能使部分工人受益。当矿工得到了自己所期望的福利之后，刘易斯明确表示放弃支持全民医疗保险计划。不过鲁瑟从未放弃这一目标。尽管建立私人福利是为了帮助工人享有类似于全民医疗保险的福利，但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动员私人福利的受益者去争取真正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鲁瑟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既定事实。1957年，他对一位国会议员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政策问题，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呢？我们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公共部门，因为这是使全民受益的唯一手段。”鲁瑟忧郁地补充道：“但是，现在木已成舟，我们已经无力回天了。”

他们在想什么

解读该政策50年的历史并非一件趣事。回想起来，以雇主为基础的保障体系的缺点被一些偶然事件掩盖了。没错，该体系忽略了那些没有工作、没有嫁给工人的妇女以及在那些不提供保险或不像大企业那样慷慨提供补助的小企业里工作的人。并且即便是在那些提供体面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企业里，未成年人和妇女的利益也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一般家庭都是依靠供职于某个企业的男人来养活。美国经济位于世界前列，但是，1960年的医疗保险支出仅占GDP的5%，到1970年也只不过才占GDP的7%。当以雇主为基础的系统所暴露出的缺陷（比如那些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年人将从根本上失去保障）令人再也无法容忍时，政治系统最终做出了反应，制定了诸如医疗保险等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