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徐宗玲建议，政府必须引导和支持企业的转型升级，尤其对有潜质的企业，要着重扶持。比如引导企业吸收先进的科技知识，引进高科技项目，改革金融体系等，特别是如果能把现存的地下金融合法化，再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对企业转型、调整产品结构就会更好。

不调整就没出路：外贸出口战略转型

2008年，我国遭受出口食品和玩具的质量风波，使我们对外贸出口有了检讨和反思的契机：低价格、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战略，已经需要进行调整。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到了从线性数量增长，转型为非线性质量增长的战略发展关口。实质上，这可能是我国经济强国战略的下一个篇章。

对于围绕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引发的风波，国际上比较客观的报道指出：这次风波，有我国厂商质量控制的问题，更有外国的品牌商、进口商以近乎残酷的压价，造成没有定价权的我国制造企业，被迫使用被禁用原材料完成订单的事实。在产品的质量问题之外，还有国内制造商饮鸩止渴的无奈选择。我国政府对于国外的质量诉求，做出了全面快速的回应。国外媒体多非善意的炒作，可能将会渐渐平息。但在这次产品质量风波延续的过程之中和之后，我们已经不可能再重复“常规线性”的出口增长惯性预想，有必要通过经验总结和观念创新，寻求不同以往的出口增长方式。

过去20年，由于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快速增长，为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及城市新增劳动人口就业，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外贸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经济较快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根据国内人才、技术、资金、企业管理和生产能力等现实条件，我国接受了发达国家按制造技术含量高低进行的产业链垂直分工，以大规模制造或组装出口低附加值生活必需品为突破口，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贸成就。2001年，我国的外贸总额为5 097亿美元，外汇储备2 122亿美元；同年日本外贸总额为7 563亿美元，外汇储备4 015亿美元。到了2006年，我国外贸总额为17 607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了10 663亿美元；而同年日本外贸总额为12 266亿美元，外汇储备为9 600亿美元。如果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1978年算起，当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处于全球第32位；到了2006年已跃居全球第3位，超过了“贸易立国”的日本。数据的对比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进程，的确令世界震撼。也使人有了一种真实的感觉-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出现了乾坤的翻转。

2007年欧盟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2006年从我国的进口额达1 915亿欧元，从美国的进口额为1 762亿欧元。我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我国在2006年成为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美国从我国进口商品价值达2 880亿美元，占美国消费品进口的40%，美国市场对我国消费品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需求刚性。2007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在至2007年3月底的财政年度，中日两国直接贸易为25.43万亿日元；日本与美国的贸易为25.16万亿日元。中日贸易首次超过了占第一位的日美贸易，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我国有了过去难以比拟的国际影响力。按照海关统计，我国在2004年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06年中韩两国贸易额几乎是韩日和韩美的贸易总和。2006年我国已经是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东盟和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拉丁美洲、波斯湾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伙伴国。这些正是我国经济产生全球影响的基础性因素。商务部数据显示：大陆已是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经济对于大陆市场已经有了很深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