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管制是另一个事与愿违的例子，有着良好的意图，结果却帮了倒忙。道理与最低工资的一样，如果政府的租金限价低于市场价格，会有更多的房客需要这样的房源，房东却没有积极性增加供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止住房成本飙升，许多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都出台了租金管制法律。本意是让穷者有其屋，但租金管制导致了住房短缺，打击了房地产投资的积极性，且受管制的住房质量差强人意。在实行租金管制的城市（如纽约）的房屋维护难以为继，住房供不应求的矛盾在贫民聚居地尤为突出。反对者认为租金管制会使城市加速走向没落。

与最低工资制极为类似，由于租金管制并不是针对扶贫的政策，富裕家庭同样从政策中受益（纽约州的一位著名的众议院议员同时拥有4套租金控制公寓）。而且，租金控制使已经拥有公寓或住房的家庭受益，而尚无住房的家庭依然没有得到实惠。最终租金管制城市中非管制片区的租金价格高于不实行租金管制的城市的租金价格，因为管制会大大减少出租房屋的数量。

更好的办法：租金补贴，比如仅发给贫困家庭住房优惠券，居住地点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与房租管制不同的是，租金补贴不会减少住房的供给，也不会导致住房存量质量下降。

事实上：如果是为了帮助穷人，那么收入补贴远比规定最低价格（如最低工资）和最高价格（如租金管制）有效得多。但归根到底，政府干预市场带来的扭曲和损失还是会大于收入补贴政策带来的收益。政府偏好价格管制，或许就是因为收入补贴政策的成本是直接的并容易测算，而价格管制的成本是隐性的并很难测算。所以，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政策越透明越好。

环境保护主义者避讳的问题：环境亲善政策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经济学家反对 “绿色”环境行动是基于以下这个严肃的问题：绿色政策的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环境保护主义者总是底气十足地回答：是的！但经济学家的回答就谨慎得多。分歧中有些是基于价值观的争论（比如，解决贫困问题和洁净的环境孰重孰轻？），还有一些是“残酷的现实”需要人们去面对。这里要举的是关于滴滴涕（DDT）的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中，DDT作为有效的杀虫剂用于消灭携带疟疾、伤寒等疾病病菌的害虫。1930~1970年间，全世界伤寒发病率由0.17%下降到0.02%，发达地区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贫困地区（如非洲）。1948年，瑞士化学家鲍尔·赫尔曼·穆勒因发明高效杀虫剂DDT荣获诺贝尔医学奖。20世纪50～60年代，DDT在消灭虫传播疾病和农业虫害中得到广泛运用。

然而，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改变了人们对DDT的态度，这本书成为早期环境保护行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卡森质疑DDT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尤其是鱼类的健康有副作用。20世纪70～80年代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禁止在农业中使用DDT，以威力逊于DDT的其他杀虫剂对付疟疾。在过去的30年里，一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如秃鹰和游隼数量开始增加，这被环境保护主义者作为支持禁用DDT的有力证据。

不过近年来，有人对DDT的使用与物种灭绝之间的关联性提出质疑。DDT与人类的一些癌症之间的关联也受到怀疑。更为棘手的问题是非洲疟疾死亡率：由1970年的0.1%上升到2000年的0.17%。每年约有5亿人感染疟疾，死亡人数约100~150万（大部分是儿童），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巨型喷气式飞机失事造成的死亡人数。

人类为挽救野生动物而禁用DDT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人类付出的代价呢？环境保护主义者会反对这样的问法，认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这种看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在2006年遭遇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打破延续了25年的禁令，允许疟疾感染地区在家中喷洒DDT，不过DDT仍然禁止在农业领域作为杀虫剂使用，莫桑比克是世界上疟疾的重灾区，类似项目的实施使儿童疟疾发病率降低了近90%。

必须问一句：所确定的项目或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吗？

如果政府官员或政策倡导者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拒绝回答），那么他们的方案就不值得支持。诚然，成本收益的度量并非易事，有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评估。一些政策支持者不赞同将生命、健康和环境进行估价，最普遍的托词是收益和成本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助式的（selfserving），很难进行客观估价。

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许多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投入巨额资金却收效甚微。经济学家对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部分给了一个不雅的称谓：死损。研究表明美国约40%的管制成本大于收益，这些项目导致的死损金额达数千亿美元。这些原因的讨论并不针对特定政策，而是要突出以下的重要原则：

在民主社会中，选民对任何项目或政策需要知道下面问题的答案：这个项目物有所值吗？或者说，实现既定目标有无更节俭（损失更少）的替代方案？

接下来的两章将举出一些成本或损失（通常出乎人们意料）大于收益的政策实例。本书后面的更多章节还对旨在为克服市场失灵和解决收入不平等而采取的政府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