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源是有限的（至少在短期是如此），任何政策选择都要付出成本，涉及的机会成本有时是高昂的、隐性的。比如，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保住”工作要付出很高代价；同样，通过给公司以补贴或税收减免等方式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也会代价不菲。当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政策的倡导者对这些代价往往都避而不谈的。

通常，这些被倡导的项目或政策的好处立竿见影、显而易见，代价却是隐蔽、滞后和难以估量的。政府官员所偏好的项目常常是一些明确不需要政府出资（如最低工资制和租金管制），但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负担转嫁给不知情的厂家和消费者（通常表现为价格的上浮）。有时这些代价还由政策实施国以“替罪羊”的身份替别的国家承担（如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中所发生的，见下一章的分析）。

即使是用心良苦的政策，其结果也会事与愿违、出人预料。例如，为使本国大量贫困人口不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实行了燃料补贴政策，但这些政策人为地降低了消费者购买燃料的价格，鼓励了燃料的高耗费，反而加剧了能源危机。

最低工资制和租金管制：好心办坏事

左派的政府官员采取最多的举措是提高最低工资，这一举措可以造很大的声势却无须花费政府一分钱。因此，在民主型领导的第110届国会通过的第一个法案中就规定最低工资由2007年的515美元/小时提高到2009年的725美元/小时，提高最低工资的目的是帮助贫穷的工人家庭。

持反对意见的人却声称这会使低端的工作受影响。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于市场价格，一方面会吸引更多的低技能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另一方面雇主却减少雇用人数，结果就业率反而下降。很多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每上浮10%，低技能工人的就业率将下降1%~3%。

现实是，由政府官员推动的最低工资的温和上涨，并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害（反对者的理由不成立），也不会使贫困减轻多少（支持者的理由也不成立）。实际上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低工资几乎没有变化。最低工资的大幅上调会导致低技能工人的雇用水平下降，使贫困雪上加霜。

通过最低工资来缓解贫困的做法还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调查显示，联邦最低工资的工人中约2/3是兼职人员，约1/3是赋闲在家的青少年（通常是中产阶级家庭成员）。仅1/10的最低工资工人是为养家糊口而工作。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许多最低工资工人（65%的工人从事服务业）的雇主把最低工资的法定上调作为涨价的借口。这样，政府官员旨在帮助贫困人口的举措往往事与愿违。

图61物价调整前/后美国最低工资

资料来源：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forecast from IHS Global Insight.

法国的最低工资是美国的两倍，对雇用和解雇实行严格的管制，结果，按占人口比例计，法国销售商雇用工人比例比美国低50%。

因而，最低工资的大幅上调不仅没有使穷人受益，反而可能使情况更糟。这是市场扭曲的典型例子，愿望是好的，想帮助穷人，但做法是低效率的（代价高昂），结果事与愿违。

更好的办法：可替代的方案是劳动所得税收抵免政策，这一方案得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一致赞同，这是负所得税（已故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首次提出）的一种，增加了穷人的收入，但不会对工人寻找更高工资工作产生负激励。这一举措确实可以帮助贫困家庭，并且不会减少低技能工作岗位，不会增加产品成本，使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真正得到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