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工人阶级产生了负面影响。工业化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也在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如经济和就业增长持续滞缓；技术革新快；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服务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显著扩张；非全日工、临时工、在家上班等非传统就业方式爆炸性发展；妇女劳动力比率上升；移民工人重要性加大；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加强等。这些变化的综合作用对工会力量和工人阶级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加上产品市场竞争加剧、资本市场自由化、贸易的扩大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等影响，当今工会和工人阶级处境比二三十年前艰难得多。全球化导致雇主及一些政府更加敌视工会，甚至反对工会的传统功能。如限制集体谈判，尽量与工人签订个人劳动合同；扩大经理特权、单方面决定雇佣条件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则鼓励这种发展趋势。许多国家还大力削弱工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甚至制造困难使工会难以生存，如严格限制工会的组织活动和经费来源等。

工会受到削弱的基本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相互依赖加强的世界，工会对工资和雇佣条件的竞争进行限制的机会减少。二是跨国公司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强，这使劳资力量对比失衡加剧。当前出现了转换生产场所的现象，即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生产费用较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或将生产任务承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这同时也加强了资方的谈判地位，迫使工会不得不同意降低劳动成本。在钢铁、纺织、服装等行业中，全球化对于工人阶级的消极影响尤为突出，而这些行业的工人恰恰是工会运动的骨干力量。这些行业的竞争特别激烈，造成裁员、压低工资的巨大压力。现在有150个国家的纺织服装企业雇用3000万工人，向只有30个国家的市场出口产品，因此，国家、企业和工人相互间的竞争空前激烈。纺织工业是产业革命的先驱产业，当年纺织工人在血汗工厂中劳动，备受剥削，为自由贸易和资本谋取全球利润做出了惨痛的牺牲。在20世纪的最后岁月，他们某些方面的劳动条件竟倒退到与19世纪末相仿的地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业资本家都在践踏自己国家的劳动法和国际劳工标准而不受惩罚。纺织业的状况说明，经济繁荣不会必然带来劳动条件的改善。

法国埃弗里大学教授约翰·彼尔迪罗对全球化条件下的西方企业内部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做了分析，指出马克思当年在其著作中提出的阶级斗争在今天的西方企业仍然存在。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并未消失，因此阶级斗争仍旧存在。但如今是资本的力量占据优势，掌握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而工人阶级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并且工人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表现为两方面，即阶级斗争复杂化和工会的处境艰难。

（1）阶级斗争复杂化。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企业中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不仅出现了两极分化，而且产生了人数众多的难以界定的中间阶层。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劳动者群体的阶级意识难以形成。由于工人群体的分层增多，职员人数扩张，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之间也失去了明确的界限，因此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也就变得复杂化。不同集团之间的联合和冲突，有时既可以看做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斗争的折射，又可以看做与劳资关系几乎无关的行业集团利益之间的分歧与冲突。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西方经济危机，在许多方面都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相似，但其影响和后果并不相同。人们在1975年时学会了驾驭货币与金融机制。为了应付这场战后资本主义经过了近30年的繁荣后突然来临的深刻危机，西方企业主们大致采取了四种措施：一是尽量开辟新市场，也就是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二是打破西方各国多年来形成的企业竞争规则，实行非规范化操作，其中就业的非规范化起到重要作用。三是为了降低企业经营管理费用，企业尽可能采取“按需生产”的方式，若要“按需生产”，就必然要大量裁员，对在职工人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四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必须提高投资效益，改善产品质量，合理使用资金和劳动力。这意味着必须尽量延长工人每天用于生产产品附加值的那部分生产时间，从而减少工人们的无效消耗。也就是说，加强劳动强度和加快劳动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