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麻棚村一间农民的土坯屋里。这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宁静小村，《晋察冀日报》社领导居住地。四周群山怀抱，树木丛生，一条布满石头的小河从村西缓缓流过。

生我之前，母亲决心把孩子打掉，为此曾去边区医院。不料边区医院拒绝了她，说要有单位组织的证明才行。母亲大老远白跑一趟，很是沮丧。后来她因病住院，再次想把孩子打掉。觉得自己都三十三岁了，已不年轻，身体又有病。和她同住一间病房的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得知后，劝她千万不要这样做，鼓励她把孩子生下，为革命壮大力量。于是母亲改变了主意。当时罗瑞卿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野战军政委。

生我的时候，果然难产，把母亲疼得死去活来，还流了许多血，非常危险。多年后，我长大成人，母亲还数次心有余悸地对我讲要不是看在郝治平的面子上，绝不会生我。懂事后，我知道郝治平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夫人，非常自豪，对她及罗瑞卿本能地有一种亲切感。

可能刚刚满月，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河北省深泽县的老家。当时父母都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身边已有小胖姐了，又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无暇照料我。

四岁以前，我在河北农村度过。我对老家故城村的记忆空空荡荡的，只感觉那是个很大很乱的院子。大门在东南角朝东，没有门板，用树枝编的栅栏挡着。南边是低矮的土坯房，有牲口棚、草料房、铡刀。西南角是厕所，破旧的土坯墙半人高，露天的，下面连着猪圈，人在上面拉，猪在下面吃。院子西侧有个碾子棚和西厢房。三间北房最高，由青砖和土坯混合盖成，门不大，门前有一高高的台阶。窗户都很小，屋内昏暗。爷爷奶奶睡在北房的西屋，二叔二婶和三个孩子睡在东屋。中间的房门口左右各有一个炉灶，用来冬天烧炕做饭。夏天则在东厢房做饭，南边堆着烧火做饭用的一大堆秫秸。记得二叔屋里的墙上挂着一支很旧的步枪。他当过民兵队长。

听说姑姑领着我和自己的孩子睡在西厢房，但我已经没有一点儿印象了。

我还能模模糊糊记得一九五一年，母亲来接我上北京的情景。母亲的日记里对这一天也有记载。

已是暮色降临，一辆马车从    破烂的栅栏门，拐进院子。车上装着小山一样高的秫秸，一个女干部坐在上面。她穿一身蓝色列宁服，戴着蓝帽子，神采奕奕。她微笑着，很大方地跟家人打着招呼，声音洪亮，一口洋话，说话举止表情一看就跟老百姓不同。

这戴帽子的女干部就是我母亲。我对她非常生疏，又敬又畏。

姑姑兴奋地说：“小波，你妈来了，这是你妈，快叫妈！”

我害怕又害羞，躲在姑姑身后。

是农村的姑姑把我从满月带到四岁，我一直管姑姑叫“娘”，怎么又来一个妈呢？姑姑待我比亲生儿子还好，从不打我骂我，我的要求也尽量满足，从不让我碰钉子。当我流鼻涕时，她会用自己的手指给我揩去；当我的衣服上沾有污垢时，她会伸出舌头舔舔，吐点儿口水，再用双手给我搓掉。她的丈夫是八路军军医，后在战斗中失踪。此后，她拉扯着一个儿子一直守寡。

与姑姑分别的情景我早已忘记了。母亲可能是连哄带骗，才把我带到了北京。

当时父母住在骑河楼的马圈胡同十二号。那是三姨白杨买的宅院，大大小小共五个院子，由我们家和舅舅家合住。

长大了听母亲说，我到北京后整天坐在大门口哭泣，一声一声呼唤着老家的“娘”，如同离开了母狗的小狗崽子，长时间地哀号。这让父母很扫兴。说真的，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父亲和母亲，尽管在乡下人眼里他们都是北京的大干部。我也一点儿不喜欢这个四合院，虽然它大大小小共有五个院子、二十多间房。

我想念农村的家，想念把我带大的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