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交通工具尚未出现之前，山西以其地接各经济发达地区，又与塞外民族地区接壤的独特地利优势，自古以来就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明中叶后，山西有驿站58个，居全国第七位；至清代增至125个，升至第五位；由此可见山西在交通上的重要。地理的适中，交通的发达，为山西商人向塞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塞外，是长城以外蒙古大漠的俗称。这里经济单一，以游牧业为主，非常需要中原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到塞外经商风险大，但利润也大。明代，明蒙关系很不稳定，一度在大同、宣府开马市，并允许民间私市，于是晋商蜂拥而至，以内地绸缎、绢、棉花、针线、篦梳、米、盐、糖、果、铁锡等交换蒙古牧民马、牛、羊、驴、马尾、羊皮、皮袄等。万历以后，民市贸易大大超过官市。明中叶后，靠近蒙古的山西北部一些小城镇，已成为大小市场的所在地。

明末清初晋商在长城沿边蒙汉接壤地区城镇开设商号的，主要在大同、宣府、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多伦诺尔等城市。其中如张家口于明末开设的八大商号：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其东家都是山西人。

入清以后，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建立，逐渐允许内地商人赴塞外贸易，晋商是塞外贸易的主力军。如康熙二十九年，玄烨帝亲率清军分三路进军漠北征讨噶尔丹时，就曾调派部分晋商奉命为清军远征运输粮食和军需物品、收购良马供军用，并随军从事蒙古贸易。其后这些商人遂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军队驻防的重镇开设商号，成为早期来漠北贸易的坐商。同时，有部分在归化城、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城市的旅蒙商大号，当库伦西营子、恰克库前营子（买卖城）等地逐渐发展为商肆时，他们便派遣掌柜、伙计、学徒人员前去设立分号，成为这些地区的坐商。咸丰年间，京、津、直隶等地大、中旅蒙商号，也迁去开设分号。这些早期到蒙古草原城镇经营贸易的大中等坐商，皆成为旅蒙商人中的富豪。他们中有的长期从事为清朝军队提供军需物品供应，成为享有特权的旅蒙商贾，并获取巨额的垄断贸易利润，如清初以专为清廷派遣在蒙古地区征伐大军备办粮饷起家的山西商人世家范氏商号。

然而，历时间之长，涉地域之广，人数更为众多的是山西出塞贸易的行商。清代出塞贸易的晋商，分为蒙古境外行商和蒙古境内行商两种。境外行商，是指住在蒙古境外的长城沿边地区城镇的手工业者兼商贩。他们春去秋归，到近边的蒙古草原牧区做生意，这类商人为数不少。每年约二三月出发，以三五辆牛车或五七峰骆驼为一帮，由三五人或十几人结伙，驮载蒙古人日常生活所需砖茶、烟酒、火柴、食品、糕点、布帛、针线等小商品，有的还带上工具，为牧民修理蒙古包、家具、马鞍辔、蒙古靴，为牧民剪羊毛、擀毡等，从事手工业劳务活动。他们自带沿途所需的食品、被褥、炊具、帐篷，多数是到距内地边境约三五百里左右蒙古人屯、营住地，进行贸易。或边干活边做生意，迨至秋季九十月间，将赚取的毛皮畜产品或马、牛、羊等运回内地销售，翌年按季节，再去做蒙古买卖。也有些是身背肩挑，经营烟茶、针线等小日用品零碎杂货，兼而揽工干活的小生意人，蒙古人称他们为“巴嘎丹门庆”（意为小货郎）。

境内行商，是指住在塞北蒙古境内的旅蒙晋商商号。这类商人，也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设有商号店铺，从事购销活动的纯商人；另一种经营粉坊、磨坊、毡坊等手工业作坊，把自己生产的产品运到蒙古人游牧的屯落销售后，换回牲畜和毛皮等畜产品；也有一些是从事放牧牛羊生产的同时，贩运部分货物销售，然后购进蒙古人的牲畜和毛皮。

在蒙古境内专门从事贸易购销活动的行商，大多是属于大、中等旅蒙晋商商号的从业人员。他们的经营规模比较大，从事推销人员多，既有商号的掌柜，也有伙计、学徒和雇佣的驼夫等工人。他们经营商品的种类比较多，砖茶、布帛等杂货齐全。且都带有自己的房子（帐篷），赶着数十辆或百余辆勒勒车，又称“草原列车”。或驼队驮载货物，进行“旗下贸易”，如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地旅蒙商号，派遣人从事流动贸易称为“出拨子”（做草地买卖）。

清代中后期，这些旅蒙晋商的经营足迹几乎遍及内外蒙古各地的大草原，他们经年累月地游屯串帐在草原牧区流动售货，成为蒙古地方须臾离不开的商业经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