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岳外，北部地瘠民贫，“岁丰，亩不满斗”。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沃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人们在本土上谋生不易，必须有人外出贸易维持生活。由于当时商路畅通，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离家出走，组成了小商小贩肩挑走四方的贸易大军。晋东南的铁和丝绸，解州的盐，北部的明矾，以及省内各地出产的药材、羊皮、干果、土布等大量土产品，都是晋商贩于各地的重要商品。后来煤炭也作为重要商品被运销到邻近地区。

扁担这个不起眼的原始运输工具，对于晋商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许多供奉祖先的祠堂里，扁担成了神物。因为正是靠肩上这根长木，挑出了一串又一串的铜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明末，在宣府、大同、西宁、甘州、凉州、宁夏北边地带，常常出没许多从事冒险走私的边商和肩挑背负的小商贩。他们凑了一些资本，带上少量货物，做冒着生命危险的“血本生意”，越过长城来到蒙古游牧地区交易。进入清初，许多后来在蒙古地区城市成为豪商巨贾的大商号，开始亦多起家于肩担小贩的行商。

山西祁县商民王相卿（时人称：“王二疤子”），清初在大同杀虎口等地以“肩挑小贩”做蒙古生意。后又拉着骆驼，驮着零星货物，串蒙古包做草地买卖。传说，他远涉乌里雅苏台时，适有一蒙古王公的女儿身患重疾，王相卿将携带的中药“龟灵集”献给该患者服用，即见效遂痊愈。该王公感其救女之恩，遂招赘王二疤子为婿。王相卿借着此种姻戚关系，又联络祁县商人张杰、史大学，在乌里雅苏台创建大盛魁商号。

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乌里雅苏台成为清朝统治外蒙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在这里住有大量军政人员，需要一些商号为他们的生活服务。大盛魁的初期，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的。遂又在科布多、库伦等地设立分庄。

随着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大盛魁营业的发展，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就更为广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的一切费用。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大盛魁。

1803年（清嘉庆八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号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经过这样的检查，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号，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已过期，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了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笔意外的财富，而且接收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府没收下的货物，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和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帐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营业就更加发展了。

咸丰以后，它又在一些城市广为增设分支机构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

大盛魁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外蒙市场上一家垄断性的大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