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资本，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总数的21%。《清稗类钞》称山西首富“亢百万”就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大典当商。亢氏清初发迹时有“约计千万”的资产，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

在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晋商大盛魁、天义德等曾以放贷高利贷银而获得巨额盈利。每当蒙古王公晋京值年班，呼图克图（活佛）晋京朝觐，交纳驻蒙古中国（清朝）军队的维持费，王公子弟袭爵，向乌里雅苏台将军赠贿，对博克多葛根（库伦寺院活佛哲布尊丹巴）献礼的时候，蒙古各旗往往财政困难，就不得不乞援于大盛魁或天义德这两家商号。他们是有求必应，贷给这些人必需金额的银钱，附加高利。以后由家畜或其他副产品收回。在外蒙古的140旗或沙毕（寺庙属众）之中，不曾负债于大盛魁的，仅有10～20旗左右。其他大部分的旗，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天义德对科布多管辖区内各旗，也有同样的情况。因此，当时蒙古人说：大盛魁从蒙古人中攫取的财富，可以用50两的银元宝，从库伦铺成一条至北京（2000余华里）的路。

囤积居奇是商人谋利常用的一种手段。山西商人乘明初开中之制的实施，兴起于商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得益于“窖粟”。山西不是粮食丰产区，但具备储存粮食的绝好自然条件，地处黄土高原东部，黄土层深厚而密实，气候干燥，挖掘地窖非常便利。谷粟存入地窖后，“经久如新”。山西商人据此囤积居奇，大获其利。明人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总结山西商人经营的行业中，就有“窖粟”致富者一类。三晋商家，常常窖封藏粟数百万石。及至开封之日，购粮者一拥而至，如赶集般热闹。窖藏大批粮食既为“备战”、“备荒”的良策，又是调节粮食生产与供应矛盾的高招。入清后，山西百姓多数利用地窖储藏资产。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做囤积居奇的买卖。

1921年，旅蒙晋商大盛魁支持它的小号通盛远银号，在包头大搞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生意。归化城和包头一些人们，把那种生意，叫做“虎盘”，又叫做“耍空盘”。通盛远银号承大盛魁之命，大量地出卖铜元，收买银元。当时包头的广生店，在山西祁县帮巨商复字号的支持下，大量地出卖银元，收买铜元借以把大盛魁的资本排斥出包头市场。双方势均力敌，谁也不肯认输。于是双方的赌注，越下越大。直到最后，就不得不把空盘变为实盘，互相交收实物。就是通盛远方面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铜元，收回它所买下的银元；广生店方面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银元，收回所买下的铜元。通盛远方面，就利用大盛魁的关系，除向附近的城镇尽量收购铜元外，还向各中小城市和村镇进行收集。收集到的铜元，用各种运输工具，日夜不停地运入包头，交付了广生店，马上向广生店逼索银元。并勾结了马福祥的都统署，下了命令，限制包头的铜元出城，以抵制广生店在农村和其他城镇收购银元。

广生店所依靠的复字号，虽然也是资本雄厚，周转灵活，但它活动的范围局限于大中城市，在小城镇和农村的活动，远比不上大盛魁。再加上官府发布了限制包头铜元出城的命令，使它越发施展不开了。对方交足了铜元之后，就催逼它立即交出银元，这就使它难于应付，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困境。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广生店的经理胡振业，亲自到归化城求见通盛远的经理邢克让，表示低头认输，央他放松一步，代求官署撤销前颁的命令，以结束这一件事情。最后的结果，通盛远获得暴利，迫使广生店关门，胡振业气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