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著名的江南巨贾胡雪岩身捐二品红顶戴，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胡雪岩之所以能够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发达起来，就是得益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官场的熟稔于胸。把为官与经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是在他出道的时候就玩的把戏。初登商场胡雪岩就花钱捐了候补知县，从那时起官帽子就不曾离开过他的脑袋。随着买卖越做越大，他头顶上的顶戴也就越捐越高，直到头上戴上一顶二品红顶才算封顶。而二品红顶在身就意味着他出入县府、知府、州府如走平地，他见了巡抚不必下跪，比他官职小的像州府、知府、县府之类见了反倒得给他下跪。可想而知做生意的人做到了这样的地步会是何等的威风！

其实对商人来说威风不威风倒不是主要的，他们看重的是这官员的身份能给生意带来说不尽的好处。晋商通过财力、物力上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不仅当上了皇商，而且多人被清政府关照出任官职。据统计，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有20人出任官职。山西票号财东与经理人员则通过直接捐纳报效买官衔和封典。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有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

平遥日升昌票号的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经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12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亦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31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是“夫人”、“恭人”，冠冕堂皇。三晋源、长盛川、百川通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赢，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渠、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财东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亻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花翎顶戴。平遥乾盛亨、其德昌票号财东介休北辛武村冀家当家人马太夫人，当咸丰初，清廷劝谕票商捐饷助炮以镇压太平军时她曾说：“此吾家报国之时也”，寄信各分庄，令竭力捐输助饷，前后共捐白银数十万两。不仅票号财东个个名登仕版，票号的经理人员亦一捐再捐，加官进衔。据清档零散的不完全统计，1853年（清咸丰三年）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日，山西各票号和账局捐资以“铸炮”，共白银34万两，钱七万吊。同年十月下旬，日升昌、天成亨等13家票号又捐银6000多两。1852～1853年（清咸丰二、三年）山西票号商人捐款达267万两。就这样，清政府用虚实官衔换得了票号商人的大量白银；票号商人则以白银易得了各种封典，取得了政治特权。

山西商人脑袋上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顶戴，实际上不仅仅是荣誉和门第高贵的显示，更象征着白花花的银子。首先它可以把地位的象征演变成信誉的象征，山西商人本来就是以诚信为本把信誉视作性命一般，掌柜捐了官衔，在普通人眼里就更增加了信任感，买卖自然是要比过去好做得多。该做一万的也做成了十万，原本是三个顾客也成了30个。自己方面，过去不敢放的账现在也敢于大胆地赊放了，不用担心到时候收不回来。

而且商人一旦官帽朝服加身就可以与相同职位的政府官员平起平坐，见了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亦无须下跪。既然彼此能够平起平坐，都是官场上的人，那就有什么话都好说了。谁都知道，“官官相护”是中国历朝官场上的一条基本原则。退一步，就说贿赂官府，别人需花一万两银子的事情，他只要出几千两也就能把事情办了，并且还能省却许多关节。而更多的时候官府得给捐有官职的商人留以足够的面子，在税收在公益在各种多如牛毛的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收费方面给予关照。俗话说的好，省下的就是挣下的。颠过来倒过去这个道理是硬道理：花钱购买官衔对生意人来说是一件极划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