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惊叹徽商鼎盛时期那些富埒王侯、挥金如土的大商人所拥有的巨额财富时，恐怕很难想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出自贫寒之家，曾经走过一条十分艰难的创业道路。

从徽州大量现存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中叶以前，徽州人大多生计艰难，甚至三餐无以为继。他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而且习以为常。

为什么如此贫穷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人多地少，且山地瘠薄。元明之际，徽州本地所产的粮食只能供所需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靠外地输入。

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

穷则思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走出丛山，另寻出路。

而明中叶以来，徽州邻近地区，如苏浙等处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恰恰为徽人开辟了一条经商谋生之路。于是徽人纷纷弃耕从贾，辗转谋食于四方。

万事开头难。对于许多出生寒微，无资无本的徽商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他们发财致富的“光辉事迹”不容小觑。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歙县人江才三岁丧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13岁时，为求糊口，江才不得不与他的哥哥在村里替人杀猪卖肉。后来兄弟二人奔赴杭州，开了一个小铺子，出售盐米杂物。二人尽管省吃俭用，努力经营，但还是由于本小利薄，赚的钱不够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

江才于是发愤远游，决心在商业上闯出一条致富之路。他奔走于全国大部分地区，贩运商品，牟取厚利，果然使资本越积越多。当他40岁时居然已经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贾了。

江才发迹后，荣归故里，广置田园，大兴宅第；他的四儿子江珍还考中了进士，跻身于官僚之林。江家遂由一个破落户一跃而为有钱有势的大财主。

明朝中叶，歙县人吴容让8岁丧父，家中只有薄田三四亩，祖父、祖母年事已高，唯母亲一人独任劳作，全家老幼吃不饱、穿不暖。官吏又屡屡登门索要赋税，更使他们难以支应。

为生计所迫，容让很小时就上山打柴，艰苦度日。16岁时，他便跟随亲友远去松江经营小本生意。起初，他的资本少得可怜，但经过数年的努力和积累，终于赚了一笔资金。容让致富后，便在浙江桐庐县买下了大片荒山野岭，招徕农民前往垦植，种植茶、漆、栗等经济作物，获利丰厚。最终，他成为家产巨万的富翁，其宗族子弟前去投奔者不下数十人。

明代嘉靖年间休宁人程锁家境窘困，为求生存，他听从母亲的劝告，丢开书本，从事商业。创业之初，资金严重不足，于是他就联合本族志同道合的十个人，每人拿出300缗的本钱，共同前往吴兴新市经商。当时，程氏宗族中已经发家致富的人颇多，那些富商子弟个个挥金如土，竞相奢侈。程锁与同伙盟誓，一定要艰苦创业。三九严寒，他们决不喝酒取暖；盛夏烈日，他们连草帽也舍不得买，只是躲在车子后面避开炙热。大家齐心合力、艰苦创业，后来十个人都发迹致富。

徽人经商以盐业为“龙头” 行业。经营盐业获利多，而所需的资本也多，但这也不意味着出身清寒的人就不能问津盐业。许多小本起家的徽州人，先从经营其他商品下手，逐渐积累资本，然后投资盐业，照样可以成为大盐商。

清代歙县人鲍志道是一个著名的大盐商，但其少年时却家贫如洗。他11岁就为生计所迫，远到鄱阳跟人学会计，后来辗转于金华、扬州以及湖广各地，仍未能找到出路。20岁时他又到扬州给一家盐商当伙计，由于精明能干，使该盐商家业大起。水涨船高，鲍志道的薪酬也多了起来。又由于长期助人经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己也积累了不少业盐的经验。后来他就利用自己积攒的酬金独自从事盐业生意，逐渐成为驰名遐迩的扬州巨商。志道发迹后，以资本雄厚、所持盐引多、办事干练，被推为两淮总商。

清代，歙县人鲍尚志出生时，家境相当贫困，不得不靠祖母、母亲为人缝补衣裳维持生活。家中经常是两天才做一顿饭，其窘迫的程度可想而知。

因生活所迫，鲍尚志刚满12岁便在兰溪一家当铺内当学徒，起早睡晚，受尽折磨。店主每逢初一、十五才供徒工们一餐肉食。尚志得肉，不舍得吃，而是用盐酱把肉涂裹后封存在罐子里，托人带回家中，孝敬祖母。尚志成年后，在会稽为一家盐商料理盐务，前后达十余年之久，依然积攒不多。

后来，鲍尚志向亲友贷银200两，以贱价质押了东江盐场的倪茂芝盐灶，精心管理，颇获厚利，从此开始了他的业盐生涯。其后，他的儿子直润继承了他的事业，一面经营盐灶，一面认江山口岸为引地，把盐的生产和运销结合起来，遂使利润大增，规模扩大数倍，成为大盐商。道光末年，直润以助饷有功，议叙盐课提举司提举衔，例授奉直大夫。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徽州的富商大贾往往出自贫困之家：他们有的来自农民，有的来自雇员，有的是家境贫寒仕途无望的士子，在经商以前几乎一无所有，而当其经商后却能日趋富有。不过，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在创业伊始，都走了一条十分艰难的道路，但他们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终于闯开了通往“上贾”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