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大官僚严世蕃设宴招待狐朋狗友，评议天下富户的等次。在他们看来，家产50万银两以上的才算当时富户。屈指一数全国共有17家，除了严世蕃自己，以及蜀王、黔王、太监高忠、张二锦衣等靠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的达官贵人之外，徽州商人有两姓，山西“晋帮”有三姓。

另据当时的“社会学家”谢肇淛记录：万历时，“新安大贾”中已有拥资百万的富翁，而二三十万的商贾已不足为奇了。到了清代，一个叫李澄的说，乾隆时，以徽州商人为主体的两淮盐商中已有“富至千万”的大商人（诸如徽商汪廷璋）。他又调查分析道：乾隆时，在扬州业盐的山西、徽歙富商共有一百数十家，其资本总额约七八千万两，而清朝在其财力最充沛的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尚不及淮商资本之多。难怪两淮盐商之富，竟使天子为之动容。乾隆皇帝南巡时，就曾惊叹道：“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雪球越滚越大，徽州大贾愈来愈多。然“富甲一方”的徽商究竟是如何迅速增值财富，积累起巨额资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