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囤积是徽商惯用的致富手段之一。

明清时期的小生产者由于资金短缺，生产、生活资料的储备都很不足，所以每当粮食、棉花、蚕丝等收获后，他们必须及时地将其卖出，以便交租纳税和用以支付生产、生活上的急需。及至其他季节，他们又靠零星出售自己的手工业品获取货币，陆续购买上述的物品以供生产、生活上的需求。

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上述商品的季节生产与常年消费的矛盾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商品的季节差价日益扩大的现象，从而为商人的囤积居奇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从事囤积的商人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储饶以待乏，一种是囤积以居奇。前者通过观察和预测市场行情的变化，在商品供大于求，价格相对低廉时进行储备；在商品需求激增，供不应求，价格相对高涨时予以出售，从供求差价或丰歉差价中实现相对多的利润。储今日之饶，以待他日之乏，这是一种长远的经营策略，商人获取的利润是一种正当的价格差价。这与后者乘小民之急，进行投机倒把，有意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以牟取暴利的行为有实质性的区别。

这两种囤积的商人在徽商中所在皆有。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苏州大旱，粮食短缺，米价腾贵，每斗市价150钱。此时有个徽商从湖广贩米至苏州，如果按当时价格发卖，他已经可以获利四倍了。该商犹不满足，便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待粮价继续上涨。有人讽刺他说：

丰年积谷为凶年，一升米粜十升钱，天心若与人心合，头上苍苍不是天。

这是一种典型的投机牟利的囤积居奇之商。

与此相反，1745年（清乾隆十六年），徽州年荒米贵，歙县商人喻起钟将其在浙江兰溪储存的500斛米运到了徽州。有人对他说，此时应囤积其货，“使价腾踊”，然后再抛售，则可获暴利。然而，喻起钟不听，且按当时的价格出售了这批粮食，以缓解乡里粮食短缺的困顿局面。喻起钟在这批粮食的贸易中肯定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是正常的价格差价，与前面所讲的那个徽州粮商可获利四倍，仍居奇不售，更待高价的做法是迥然有别的。

徽州的囤积商人为了能及时了解行情，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往往将“囤积”和“走贩”结合起来经营。他们或者在商品的产地定居下来，囤积商品，等待时机再运往他处销售；或者将商品运往销售地囤积，等待时机在本地销售。

如休宁程守仪同他的哥哥经商于楚，他们一人坐贾囤积，一人行商贩运，分工协作，同甘共苦，结果三年以后，成为巨富。

歙县方汝梓，与其弟经商于青、齐、梁、宋之间，把商品贩运活动和囤积居奇结合起来，结果也是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越积越厚。由此看来，“囤积”和“走贩”并举确是徽商致富的捷径。

把商品囤积与放债活动结合起来，也是徽商常用的方法。

明朝弘治嘉靖年间，休宁人程锁年轻时父亲客死外地，其资财也被人占夺殆尽，不得不弃学从商。他与同宗者十人合伙，每人出钱300贯作本，在江苏溧水经营。他一方面在春荒不接的时候，向小农贷款，秋收时节收取利息；另一方面在“谷贱伤农”的时候，平价购进粮食囤积，待大饥之年，谷价腾贵时，再把囤积的粮食抛售出去，在一买一卖之间大获厚利。程锁是个善于经商的人，自觉遵守商业道德。他放债取息较低，年息不过十分之一；籴粜粮食持价比较公道，即便是大饥之年，出售粮食的价格也跟以往差不多，所以博得了当地人们的交口称赞，以致生意越做越红火。

后来，程锁又将生意扩大到苏浙的其他地方。年轻时仅以“三百贯”起家的程锁，到中年时，已成为拥资数百万的富商。程锁致富的秘诀就在于把“囤积”与放债结合起来，春荒米贵之际，贷钱给农民，然后再让农民拿钱来买自己囤积的粮食；秋收米贱之时，让农民卖粮还贷，自己又乘时买粮囤积。虽然程锁是个“良贾”，但通过这样一出一进，一进一出，放贷收贷、购粮销粮、循环往复，他自然也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苏浙一带的徽州囤积商人为了扩大其囤积规模，有时还同典铺串通一气，大搞囤当活动。他们事先跟典商讲定较低的利息，每当粮、棉、蚕丝上市时，便乘贱收购，当进典铺，取出质钱，再买再当。在典铺资金的融通下，囤商的一两本钱，往往可以买到价值数两银子的货物。待到市价上涨时，囤商便陆续赎出货物，高价出售。这种活动使典商囤商共享厚利，而小农则深受其害。苏浙地区是徽商最活跃的地区，也是徽州典铺最多的地区，从事这种活动的主要就是徽商。当时在浙江塘栖镇就有许多徽杭大贾“开典囤米，贸丝开车”。所谓“开典囤米”，指的就是这种囤当活动。

总之，徽州商人非常善于从事囤积活动。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其经营规模，通过盘剥小民，使自己获取丰厚的利润。正因为如此，万历《歙志》中把“走贩”一项列为徽商的第一个重要的经营方式，而将“囤积”一项列为徽商的第二个重要的经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