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杭州城南住着徽商吴某，他有一个独生女儿，视为掌上明珠。他挑选女婿的标准，只有他心里明白，因此有许多上门求婚者都遭到拒绝。

中秋节过后，吴某在梦中看见一条锦光斑斓的长龙，在万顷碧波中戏舞龙爪。梦醒后，吴某自以为是个吉祥之梦，必有贵人降临。

第二天，儒生徐应登应试后，与友人经过吴某家门口，友人对徐应登介绍说，此家主人是自己相熟的大富商，想为女儿找个如意郎君，极力怂恿徐应登上门试试。友人未等徐应登答应，便径自进门，与吴某谈此事。吴某得知上门来的只是一个穷书生，便含糊其辞，似是而非。那友人却执意拉着吴某往外走，说是去看看再说。

这时徐应登正在水缸里洗手，吴某一见，不由得想起“龙戏爪水中”的吉祥梦。顿时满脸笑容，拱手礼待徐应登，并在暗地里迫切恳求那友人迅速促成此婚事。

在友人的极力撮合下，徐应登成了吴某的“乘龙快婿”。不久徐应登也应试成功，荣登皇榜，如此徽商吴某就有了个坚实的靠山。

这是流传于杭州城的一个徽商嫁女的故事，虽未必是真人真事，但却反映了人们对徽商热衷于行媚攀附官府权势的冷嘲热讽。此事中的徐应登名字就已暗示“登榜”做官之意，而徽商吴某真是有眼不识“货”，幸好有梦神指点，否则作为“敲门砖”的亲生女儿，白白错过了一个绝佳的姻缘。吴某为何非要拿“掌上明珠”作为“行媚攀附官府权势”的“敲门砖”呢？故事结尾虽未明说，但吴某及杭州城的百姓却心知肚明。俗话说得好：“朝中有人好做官”。作为商人来说，也就是“朝中有人好经商”了！那商人究竟是如何利用这些朝廷官员大发横财的呢？其手段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第一是可以偷税漏税。商人做生意自然得向国家缴税，但明清时期关卡林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商人如经营异地长途贩运，甚至每个关卡都得放点血，如此一来，他们的辛苦所得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再碰上收税的官吏从中捣鬼，商人更是受害无穷。而朝中有人撑腰就不同了，徽商不仅不会无端遭到敲诈，还可以通过与收税官吏相互勾结而大肆偷税漏税，虽然国库的银两少了，但徽商与收税官吏的腰包却鼓了，可谓各得其所。

为了利用当朝官员逃税，商人还想出了各种妙招，如赠送“坐舱钱”。商人坐船回家时，船上无论客货私货，都装载得满满的，然后去揽拢一名官员乘坐。有了这位官员罩着，自然一路上免税放行，商人为表感激不仅不取官员船钱，反而会送官员几十两银子，真是官民“互利”的典范呀！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就有“坐舱钱”的记载，其流行之广可见一斑。

第二是可以获取某种商品的垄断经营权。前文已经指出，商业的垄断利润高达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攫取垄断商品的经营特权就成了众多商人追逐的最高目标。而获得垄断权也必须获得朝中官员的支持，徽商之所以能够成为两淮盐场的龙头老大，正是封建势力对徽商“关照”的结果。

第三是可以获准承包国家工程。这也是某些官员与商人勾结侵吞国家钱财的好机会。万历年间修缮皇宫之际，徽州木商王天俊等十人，准备了大量金银进行贿赂，到处托人找关系，终于获得了承揽购买皇木16万根的特权。虽然政府要员收进的贿赂决不会是一般的小数目，但王天俊等人可不会做折本的生意，他们承包到这项工程是大有油水可捞的：首先，他们可凭此向国库预支银两，可谓不花本钱做生意；其次，打着为皇家办事的招牌，沿途可“骚扰州县，派夫掐筏”，省去了许多费用，而这原是计算在成本中的；第三，可以打着运输皇木的旗号，大量挟带私木，一路上自然是免税放行，又可省去大量的税银。

或许有人要问，其实那些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就可以让徽商乖乖就范，为何还屈尊与“四民之末”的商人为伍呢？对那些贪婪的官吏而言，明目张胆的勒索毕竟会在商贾间留下恶劣的口碑，甚至随时会酿成坏了自己前程的事件。封建社会虽然腐败，但国家法令还是明令禁止擅自扩大征税范围或提高征税标准的，如勒索汪姓徽商的那位吾爱陶大人后来就因为受到“与商民作仇，为国家敛怨”的弹劾而丢掉了头上的乌纱帽。相比较而言，暗箱操作要稳妥得多，于是官与商互抛媚眼，“钱”与“势”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