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江南载歌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对扬州的无限遐想，现代学者曹聚仁在《万里行记》中说：

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

明清时期的扬州更是“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独照扬州”。钩人心魄的扬州在明清时期为何如此的繁华呢？支撑扬州繁华的基础是什么?是盐务和漕运，而这两项业务基本都由徽商垄断。

直到现在，扬州的说书人还有“这扬州城原是徽州殖民地”的说辞，当今的扬州人更以自己祖籍是徽州而引以为豪。扬州的繁华凸现出了两淮盐商的超级富有，作为两淮盐商中坚的徽商也成了徽州商帮的中流砥柱。我们就从“两淮八总商”之一的鲍志道的发迹史来看一下，徽商是如何成为两淮盐商以及徽州商帮的中流砥柱的。

鲍志道，字诚一，号肯园，生于1743年 (清乾隆八年)。虽然父亲鲍宜瑗“长贾于外”，但家中还是并不宽裕。鲍志道自幼读书，企图走科举入仕之路，由于生活困难，11岁就被迫弃儒服贾，出外谋生了。先是到江西鄱阳帮人打工并学习会计，后来又到金华等地做些小生意，再到扬州、湖北。总之，最初几年，由于没有资本，东奔西走，始终未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20岁时，鲍志道又一次来到扬州。近十年的锻炼，已使他逐渐成熟起来。他胸怀大志，决心在这里干一番事业。扬州是两淮盐运使司所在地，从事盐业的富商巨贾都集中在这里。据说当时歙县大盐商吴尊德急需物色一名精明能干的经理，鲍志道和其他人一道前去应聘。吴尊德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考试：大家通过会计课目考试后，伙计给每个人端来一碗馄饨。吃完后，吴尊德宣布第二天再举行一次考试。翌日，大家都来参加第二场考试。谁知考题竟与头一天所吃馄饨有关，这下大家都傻了眼，一个个瞠目结舌。只有鲍志道答得完全正确，于是他被聘用了。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已难确考，但它说明了鲍志道确实是精明、心细。

鲍志道颇有才干，受聘后迅速进行整顿，革去弊习，建立新章，使吴家盐业大有起色，获利颇丰。当然他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酬报。

过了几年，鲍志道有了一定积累，就辞去了吴家差事，开始独立在扬州业盐。由于他已经积累了不少业盐经验，加上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就发家致富。

那时，清政府为了控制众多盐商，便于收缴课税，选择家道殷实、干练精明的盐商充当总商。总商实际上是官府与众商联系的纽带，政府通过总商传达有关政策法令，催收盐课，盐商则通过总商反映商人要求，总商代表商人利益和官府进行交涉。这种角色是很难当的，轻不得、重不得，否则上下都埋怨。鲍志道以其才干被选为总商，而且一干就是20年。他处事果断、公正，“自当事以若四方，经由一口与之，讫其殁无悔恶者。”可见其深受众商拥护，也得到了官府的信任。

清代乾隆末年，可以说两淮盐商已度过它的黄金时代，开始走下坡路了。由于政府对盐商的盘剥，造成食盐成本大大提高，这样销售到各地的盐价也就一提再提，于是私盐乘机而入，例如江西应是淮盐行销区域，由于淮盐价高，福建私盐大量涌入江西，造成淮盐滞销，盐商大困。此时正是鲍志道任总商期间，他代表盐商与官府反复交涉。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解决了问题，维护了盐商的利益，受到了众商的赞扬。

他还创立一些制度，促进了盐运事业的发展。当时淮盐都要经水运到各地，尤其是每年都有大量的盐船装载食盐沿江转运到九江、汉口等口岸，一遇风浪，时有盐船沉没，不少商人因此破产。鲍志道于是倡议，如果某舟沉溺，则众商相助，即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这样“以众帮一”，不致使其破家荡产。此议一出，立即得到众商响应，并切实得到执行，淮商称此为“津贴”。无疑，这一制度对促进盐运，维护众商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鲍志道成为扬州著名大盐商，棠樾鲍氏也因此闻名两淮。

鲍志道不但在业盐上被商界推崇，而且他在致富后去奢崇俭、好义重礼，更被世人交口称赞。乾隆时期的盐商正发展到顶峰阶段，拥资百万、甚至千万的大盐商接踵出现。巨额的财富滋养了不少人奢侈无度的恶习。当时扬州盐商侈靡成风，一掷万金，夸富逞豪。鲍志道对这种奢靡之风非常反感，他对家中所有人乃至亲朋好友，都“以俭相戒”。他虽然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躬自操劳洒扫之事，门前不容车马，家中不演戏剧，淫巧奢侈之客，不留于宅中。在他身体力行的倡导之下，扬州“侈靡之风，至是大变”。作为一个豪商巨贾，能够如此节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鲍志道对自己家人严格要求，崇尚节俭，但对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却慷慨解囊，热心赞助。如扬州城内，自康山以西至钞关北抵小东门一带，地势低洼，雨天容易积水，行人十分不便。他于是捐资将地面铺高，并易砖为石。他看到贫家子弟无法就读，学业荒废，于是又在扬州捐建十二门义学，专供贫家子弟读书。在京师助修徽州会馆，为往来商旅提供食宿、存货方便。在家乡更是不遗余力支持公益事业，他生平独不喜建佛堂道院，但却钟情于书院建设。歙县本有两个书院，紫阳书院在城内，山间书院在城外，年久失修，并垂废焉。他慨然与乡士大夫合力维修，使紫阳书院焕然一新，还捐银3000两作为该院生员膏火之资。又捐8000两银用以修复山间书院。

钱势之交在鲍志道任职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鲍志道深知，盐业的兴旺，完全靠政府的庇护，所以在任总商20年期间，政府凡有军需、赈济、河工方面的事项，鲍志道总是率领众商踊跃捐输，赤心报效，总计向清廷捐银2000余万两，粮食12万余石，受到了清政府的一再嘉赏，先后敕封他“文林郎内阁中书”、“候选道”、“直奉大夫内阁侍读”、“朝议大夫刑部广东司郎中”、“中宪大夫内阁侍读”、“朝议大夫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等头衔，虽然这些只是虚职，但这些荣衔却使他身份地位大大提高。他凭借这一身份以及雄厚的资财，广泛交纳四方达官显贵、耆宿名儒，如翰林院侍讲书法家梁同书、户部尚书朱王圭、大学士刘墉、内廷供奉户部主事黄钺、两江总督陈大文、礼部尚书纪昀、两江总督铁保等人，都与鲍志道过从甚密，交谊深厚。以至他死后，纪昀亲自为其作传并撰写墓表，铁保亲笔手书传文，朱王圭又撰鲍氏与元配汪恭人合葬墓志铭，真是备极哀荣，在盐商中可谓极其罕见。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在徽商看来，虽然服贾能够获得厚利，但只有业儒仕进才能亢宗显亲，大振家声，所以徽商致富后，总是迫不及待地让子弟习儒，走仕进之路。鲍志道也是如此。他有两个儿子，让长子鲍淑芳继承己业，而让次子鲍勋茂业儒。鲍勋茂先作为徽州府学廪膳生员，后由举人、内阁中书，历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跻进九卿之列。1790年 (乾隆五十五年)入军机处学习行走，终于成为棠樾鲍氏中最为显达的人。作为皇帝近臣，鲍勋茂为鲍氏结交达官贵人直至皇帝打开了通道。乾隆年间，棠樾鲍氏屡受封赠，身价百倍，以及其家族能稳坐两淮盐业的首领地位，无不与鲍勋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