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城市历史决定了北京商人及其北京工商业的基本轮廓。

由于这里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因而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转口贸易中心。战国时期的蓟城已经成为南北贸易的中心之一，秦汉时期更是以地区性贸易中心而闻名天下。唐代这里已经形成了发达的商业交通：从幽州到当时的都城长安，有从今天的京广线南下经洛阳西行和进娘子关、过太原的两条路线，沿途都设有店肆，备有饮食和驴骡以方便商旅往来。从幽州到东北，可以经密云从北口（今古北口）出长城到今天的辽宁，也可以沿今天的京承铁路线往北，还可出居庸关（唐时也称为纳款关、军都关）至片州和山西北军，水路可由永济渠从幽州直达洛阳，还可以从海上通往江南和东北地区。

发达的交通和幽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幽州在唐代国内和国外商业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它是内地商品输出和北部、东北部地区产品输入的集散地，马匹和皮毛等关外畜类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到这里，再由这里输往中原各地和江南，内地的粮食等农产品、铁器等手工业产品以至文化典籍也由这里输往东北和朝鲜。

北京人口众多。在18世纪之前，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即使在世界上也不多见，而北京就是其中之一。北京长期作为大国的首都，几百年来始终保持着近百万规模的城市人口，据估算，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到1908年民政部的实际调查，北京的人口数字一直在80万至100万之间。而有意思的是，北京的官僚士绅的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最高时竟然达到了40%。这样庞大的、而消费水平又相对较高的消费群体的存在，对于北京的商业繁荣发展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要维持如此庞大而又高水平的消费人群的商品供应，以当时农业社会的生产能力、运输手段和储存条件来看，显然意味着只有规模巨大的商业力量在其间运作，才能以源源不断的商品来保证京城的物资供应。仅此一点，我们就不难想象当时北京城实际的商业规模有多大了。

作为首都，这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北京当时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质量都是名闻遐迩的，致使全国许多城市百货业中的京货店（即以销售北京商品为主）与广货店（即以销售广东和早期进口商品为主）并称。另外，在北京还集中了不少的少数民族商人和朝鲜商人，根据记载，当时的这种胡汉贸易额是相当可观的。而在清代，北京又成为中俄贸易的起点，使这里的一些商人们也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

就北京的城市布局来说，元明清的统治者在规划设计北京城时，都把主要商业区合理地布置在城市的一定范围之内。我们看到，不同时期的北京有不同时期的商业中心：元代时的主要市场在城市的北部，是遵照祖制——前朝后市设置的。商业较为繁盛的三个地区是：钟鼓楼附近的积水潭——南北大运河的北部终点，是商业最集中之处；羊角市——进行牲畜交易的地方，在西四（牌楼）一带；旧枢密院角市，在东四（牌楼）西南。

明代时，正阳门内外、东西城的要冲朝前市（改变了原有的祖制格局）——棋盘街最为繁华，这里商号云集，特别是廊坊头条的店铺鳞次栉比。从这时开始一些做出显著成绩的知名店铺成为后来的老字号，元代的三个繁盛处依然如故，城里有了若干的专业市场和如期举行的庙会、灯市、内市、城隍庙。

清代，政府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责令商业服务业及会馆一律设在城外，使得已经比较兴盛的前门一带的商户随之大量增加，成为了清代北京重要的商业中心，大栅栏里的几家知名店铺享誉京城及全国。除前朝的商业集中区和市场继续兴盛外，在很多重要的大街出现了早市和夜市，交易各种物品。王府井逐渐发展为新的商业中心，及至在1903年出现在这条大街上的东安市场，对后来北京商业的发展影响巨大，其功绩实不容低估。应该说，东安市场的出现，是北京近代商业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坐标意义的事件，是一块里程碑。

北京像一棵高大的古树，其根是深深地扎入地底的，滋润它的营养不仅来自自然环境的水土，还来自积淀几千年的内涵丰富的中华历史文化，因此不管是大自然风霜雨雪的摧残还是人世间天翻地覆的沧桑，都不曾使它的繁花凋零，都不能折服它的风骨。正是这5000年的中华文化的蕴积，才使得北京的厚重华贵显出浑然天成的意味。   

令郁达夫迷恋不已的北京的“典丽堂皇，悠闲清妙”，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