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会认为中国近代电影是发端于上海的，事实不然，中国第一批国产电影是由北京商人任庆泰的丰泰照相馆拍摄制作的。

任庆泰，字景丰，1850年出生于辽宁一个缙绅之家。他在近代思潮的影响下，不愿意沿着科举致仕的传统道路发展，于是辍学开始学习木工。

后来，任庆泰对当时中国新出现的照相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于1870年前后到奉天（今沈阳）一家照相馆工作，不久又到上海一家外国人开设的照相馆打工，凭着自己的聪明，学会了照相技术。1874年，任庆泰自费东渡日本深造照相业务。根椐自己在日本的耳闻目睹，他坚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照相业在中国前景可观。

1892年，任庆泰回国后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开设了丰泰照相馆。丰泰是北京由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照相馆，有技师、学徒十多人，除了照相业务外还兼营照相器材。丰泰照相馆的经营力求突出特色，其拍摄的合影和“戏装照”闻名京城，特别是该馆发售的戏曲名伶照片，因颇受北京各界的欢迎而成为其经营重点。当然，任庆泰的摄影技术也是第一流的，王公贵族拍照都愿意找他。

除了照相业以外，任庆泰对其他实业也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开办过几家中西药房，如“保和堂”、“庆馀堂”、“老德记”等字号均是其名下的企业；开过桌椅木器店，还因投资汽水厂而获得过荷兰水（汽水初传入中国时称为荷兰水）大王的称号；后来又参与经营东安市场。成为清末民初北京一位颇具影响的实业家。

任庆泰最值得称道之处是他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贡献。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到，电影这种新的文化产品中存在着无限的商机，是一个值得大张旗鼓投入的行业。20世纪初，曾有人从国外带一些无声电影来北京放映。从1906年起北京的一些戏园开始放映电影，但这不是正式的影院。北京第一家电影院是任庆泰于1913年（一说是1905年前）开办的，开业的地点设在前门大街的“大观楼”。

大观楼原来是商场内的一个娱乐场，成为电影院后，任庆泰对原来茶楼式的场地布置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安装了连排式的靠背椅，在观众场地的安排上实行男女分设座席，楼下男观众，楼上专门设置女宾席位。据记载，大观楼虽然“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但“每晚上座常满”。

大观楼电影院的成功开业证明了任庆泰捕捉商机的能力和眼光，但任庆泰并未因此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他决定自己动手拍摄电影，并斥巨资从德国祁罗福洋行购置了一架手摇木壳摄影机和一批胶片。

任庆泰将拍摄目标锁定在中国戏曲片上，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抉择。在此之前的中国近十年的外国电影放映历史中，“脚踏车赛跑”、“戏法”、“风景”等题材屡见不鲜，观众对此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那种纯粹是看新鲜的冲动。任庆泰从一开始便选择将镜头对准戏曲这一综合艺术，就是要用观众熟悉的内容来吸引他们的观看热情。

中国戏曲的种类繁多，而丰泰前后几年出品的影片却只有京剧，这是由于当时京剧艺术正处于上升阶段，是流行艺术。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出盛极一时，谭鑫培、俞菊笙等名演员更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明星。其时京剧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的第一大剧种，具有国剧的地位，而且京剧剧目也极为丰富。任庆泰对所拍摄剧目的遴选持一种求实的态度，他先派职员去戏院把受观众欢迎的戏记下来，然后再挑选那些适合用电影手段表现的片断，将其拍摄成影片。

任庆泰主持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的戏曲片《定军山》，谭鑫培向有“伶界大王”之称，是著名的“谭派”创始人。《定军山》是一出唱念做打俱全的长靠老生戏，演出难度很大，却是谭氏最受观众欢迎的拿手剧目之一。而第一部影片拍摄的是《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武打和舞蹈动作相当丰富的段子。

《定军山》是在丰泰照像馆的院内拍摄的，因为当时的设备和技术都比较原始，摄影机是固定的，演员在摄影机前表演，在胶片置换之间演员必须保持原样不动，等换上新胶片后再接着表演。《定军山》的拍摄前后历时三天，中国第一部国产影片就此诞生了。

从1906年开始，丰泰照相馆陆续拍摄了京剧演员俞菊笙、朱文英、许德义及俞振庭演出的《青石山》、《艳阳楼》、《收关胜》、《白水滩》、《金钱豹》等八部影片，时人夸赞这些戏曲短片：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以后这些影片还送到江苏、上海、福建、香港等地放映，所到之处，惟闻一片赞誉之声。

崇文门外宝文堂书店，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是目前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书店之一。旧时的书店集出版、发行和销售为一身，是出版社与书店的统一体。

宝文堂是刘姓广东钦州人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创办的一家小店铺，最初以经营传统账簿为主。后来因业务不振而面临倒闭，1866年店主的一个同乡刘永福出资把宝文堂接了过来。刘永福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曾参加广西天地会起义，后又在广西、云南边境组织黑旗军，多次给侵越的法国军队以沉重打击，1895年他还率领黑旗军在台湾抗击过日本侵略军，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位民间将领。

收购宝文堂以后，刘永福将店交给其族兄刘永和经营。刘永和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当时的农村读物市场相当广阔，但是却没有专门的书店把经营重点放在这个市场上。确定市场目标后，刘永和就着手将宝文堂构建成一个包括图书印刷、出版、发行和销售的小型综合企业。  

当时企业的规模很小，前柜卖书，后柜作为木印和装订的车间，编辑、出版工作放在小楼上，宝文堂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出版了大量的油光纸通俗文艺读物，其中有话本小说、地方戏曲、鼓词、相声、太平鼓词等等。由于当时社会上的脚本少，又是面向购买力较低的农村，因此宝文堂主要出版的是各种小册子，例如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等都是一篇故事就出一小本。宝文堂书铺所出版的图书以其本子薄、售价低而深受农村读者的欢迎，很快就打开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