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中国私营工商业的历史状况，为什么要岔开去，讨论农村的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呢？

其实，二者关系非常密切。

毛泽东就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联在一起。

毛泽东要消灭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当时毛泽东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先要做好一项重要的工作。

他在一次重要讲话中道出了其中缘由。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②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都讲过类似的话。他认为，要在全国城市中取消私营工商业，殊非易事。要干，就要有绝对的把握。之所以先选择农村下手，一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毛泽东追求的目标之一；再有就是，如果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产品销售渠道彻底控制起来，城里的私营工商业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的确如此。私营工商业者所从事的粮食、油料、烟草、纺织、服装、皮革、食品、制糖、酿酒、运输、金融、五金等各个行业，都与农村和农产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把农产品销售渠道切断，把农村市场与城里市场的联系切断，那么，私营工商业就无路可走了。

毛泽东这种思路，自然是萌芽许久，但它破土而出，却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

1953年，主客观两方面的时机走到了一起。

这一年，粮食供应风高浪险，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局面。

首先是收的少，卖的多。1953年7、8、9三个月，国家从农民手里收进了49

亿公斤粮食，超过原定计划3.5亿公斤。但是，粮食却卖出了62亿公斤，超过原定计划9.5亿公斤。收的虽然增加了，卖的更多。这大概是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农产品需求日增的缘故。

据熟悉农村经济的凌志军的一项研究，到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已经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灾之大，百年罕见，夏粮减产已成定局。这些情况由粮食部在

6月2日汇报给中央，各省书记和经济学家齐聚京城商量对策，结果是：“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二是不少地方发生混乱，私营商贩趁势投机。在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粮贩子大肆活动。私商得知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京津地区，私商在两个小时之内把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去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了25万公斤黄豆。几天之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张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粮食抢购和抬价的风浪一波又一波，如若钱塘潮涌。

三是东北灾情严重。本来东北享有“粮仓”之誉，但因为收成剧减，完不成收购任务。当年上调给中央的粮食减少8亿公斤。当时中央掌握的粮食一共40多亿公斤，减少8亿公斤可不是个小数。

事情严峻到北京和天津几乎没有面粉可卖了。

如此种种，如何是好？

时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临危受命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的家伙。”

毛泽东也为眼前的事实所震动。他对政治局的同事说：“在共产党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

到了10月，陈云提出了几种危机对策，统购统销是最严厉的一种。毛泽东拍板，非此种严厉手段不足以度过危机。

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调门极高，指出当时的粮食紧张，反映了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这样严厉的上纲上线，足以封住一切反对者的嘴。

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昭告天下，同月23日起在全国执行。

一声令下，全国粮食市场一律关闭，一切买卖由政府掌控。私营商贩与农村粮食市场的联系彻底切断。

基于同样的考虑，中共中央于11月15日还作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2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食品公司，把副食品收购、销售与出口统统管起来。1954年9月9日，政务院又颁布了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总之，一不作，二不休，要干就干个彻底，把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全面控制起来。

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粮食统购统销方针的要旨在于，买卖粮食乃是政府专有的权力，一切私人商贩买卖粮食均为非法。农民必须依照政府所订的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纵使荒年减收亦不可免。假如农家因为荒年或者政府征购过多，而至自家粮食不足食用，则政府在核准之后会酌情提取国库存粮卖给农民。这种做法有一个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人人皆懂的说法，叫做“返销”。

城里人亦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配给的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不同，所以，中国城镇中大约五千万个家庭，每家均有一个购粮本，出示粮本方能取得粮票。粮本里细细注明家庭所有成员的情况，以备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粮票，则无论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到一片面包。这种制度始终在执行着，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