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用这种近于强迫性质的制度将粮食置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着农民离心离德的危险的，实行起来在技术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乡下的自耕农户多至1亿，数量庞大而又居住分散，无论多么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根本无法知道每一户农民的丰歉多寡，即使知道了又如何逐户征取无误？假如农民纷纷隐瞒产量藏匿粮食，政府又能以什么办法加以应付？

凌志军说，我们的党和政府既以组织见长，当然还要从组织的途径去寻找希望。毛泽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完成这一切。他提出把散乱的自耕农户收拢为若干较大的合作社，以此掌管农民全部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消费，由党的坚决信奉者出任合作社领导，其尊严又足以控制乡里农民的意志。对于政府来说，掌握合作社也就掌握了全体农民。1953年12月，几乎是在发布了统购统销命令的同时，又制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合作化的进程自此大大提前。这局面被毛泽东形容为“太多的小辫子梳成了大辫子”。

其实，自解放战争后期起，就在全国农村逐渐开展了互助组以及合作化运动。工作组剥夺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在贫穷农民中重新分配，然后一片一片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件事随着军队向前推进，从东北、华北展开，再到华东、华南和西南。

到1952年上半年，农村中组织起来的劳动力，东北区达到80 %，内蒙古达到70%，华北区为65%，西北区为60%，华东区33

%。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3500万个，接近全国农户总数40%。此时的农民组织，以互助组为主，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辅。

为了抓好农村互助合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3年2月成立。不过，部长邓子恢却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其后召开的两次全国农村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邓子恢的讲话强调了这样的要点：一个是保护私有权，即确保农民土地私有权，不能宣传归公；二是慎重前进，从互助合作开始，循序渐进，不能一哄而起搞合作社；三是不要搞阶级斗争，互助合作是经济问题，不是阶级斗争，不能用扣帽子威胁的方式强迫农民入社，入社一定要自觉自愿；四是反对吃大锅饭，农民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不能归公；五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急躁冒进，不了解互助组是不可逾越的形式，强迫命令，急于搞合作社。

1953年9月，忽然有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发表“九天九地”说，替农民诉苦，引起震动。

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揭露和批评了农村党政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要求乡村干部改变作风。他对农民的苦日子十分同情，打比方说：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梁漱溟的发言，引起毛泽东反感。毛泽东忍了一周。一周之后，17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梁列席会议），毛泽东当面对梁漱溟说了过火的话。毛泽东说梁的发言表现了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与会成员对毛泽东如此震怒大惊失色，但梁漱溟却毫不屈服。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梁漱溟再次发言，公开挑战毛泽东。导致台上的毛泽东和台下的梁漱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互相驳斥，谁也不让。这种场面当然前所未有，结果是梁漱溟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自此时起，梁漱溟被长期冷藏“闭门思过”垂30年之久。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

90岁的梁漱溟才如“出土文物”一般，出来参加社会活动。梁氏的著作也重新大量刊行。令人告慰的是，1988年梁漱溟去世时，新华社发的《梁漱溟先生生平》，说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的爱国知识分子。

毛泽东觉得问题严重，不得不亲自出马。在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的会前和会中，毛泽东两次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等人谈话（部长邓子恢出差在外）。他在谈话中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这句话曾在党内流传很久，被看成经典。

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小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

‘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及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民生计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①

显然，这些批评是针对邓子恢的。

毛泽东还警告道：“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②

毛泽东不满意农村组织停留在互助组阶段，他在谈话中要求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说，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他要求各地地委、县委用大力搞这件事，一定要搞好。要有数字，摊派下去。明年初，开会检查，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毛泽东还在谈话中驳斥了梁漱溟提出的农民生活很苦的意见。毛泽东说，农民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

在巨大的压力下，东北、华北、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六大区在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上纷纷表态，表示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从过去的注重互助组转变到注重合作社。

因为在此之前，1953年2月和10月，中央的有关决议都是要求办好互助组。到了这个会议，由于毛泽东关于农村必须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强力介入，情况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