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56年1月，北京几乎天天火红，连夜爆竹。连一向板着面孔的人民日报社论，也迸发出少见的激情。11日的社论这样开头：“最近几天以来，首都各个区日夜锣鼓喧天，爆竹声连连不断，全市各大街上的私营厂、店，几乎家家都挂上了红幛，到处张灯结彩；私营企业的职工和工商业资本家欢欣鼓舞。连日来，工人店员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资本家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还有各区资本家家属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一队接一队地在街上游行。同时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营工商业户，被批准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昨天又有

17963户私营工商业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至此，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全部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这是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

1月15日，庆祝活动达到高潮。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各界群众20万人在这里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当时称“三大改造”，即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胜利完成。

高潮的最高点是有着300年历史的同仁堂药店老板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递上公私合营的喜报。一位摄影记者拍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戴着眼镜的胖胖的乐松生递上硕大的喜报信封，由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彭真双手接过。头戴解放帽的毛泽东注视着乐松生，脸上全是笑容，毛泽东身旁的周恩来和刘少奇也是满面春风。

同仁堂是北京私营企业中的佼佼者。历经清朝八代皇帝和民国时期，同仁堂各种中成药以处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享誉海内外。乐松生是乐氏家族第十三代传人，他与荣毅仁皆为全国私营老板著名代表人物。当时，乐松生还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又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毋庸置疑，乐松生带头申请公私合营，促进了北京市诸多私营老板参加公私合营。

在乐松生递交喜报之时，北京市宣布：全市35个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和 42个商业行业的13973户坐商，共17963户全部被批准施行公私合营。

天安门庆祝大会的第二天，即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高潮的最前面》，赞扬北京的公私合营对全国“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并称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是“空前的速度”。

的确，这个速度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

“三反”、“五反”运动之后，自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就提到了日程上。不过，当时毛泽东估计需要用10

年到15年时间。这个时间表写进了1953年6月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个版本，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81页可以查到。到8月，毛泽东又规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法。规范版对于完成改造所需的时间表述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按照历史进程的一般理解，“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至少也要10年，当不为过。然而，实际情况是，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开始，到公私合营大体完成，只用了两年多时间，这当然是超级速度了。

下面把这两年多的大事作一回顾。

1953年先实行了一个叫做“四马分肥”的办法，降低了私营业主的利润分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私营经济史上的一个关节点。

前面说过，1950年公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除了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之外，剩下的余额分配，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60%。1953年把这一条给改了，新办法叫“四马分肥”。

所谓“肥”，是指企业年终盈利。“四马”是指利润分配的四个方面：向国家缴纳的所得税，企业发展使用的公积金，职工的福利和奖金，私营股东所得的红利。分配的方法，是先缴纳所得税（一马），再按其余三方面进行分配（三马）。前三马占总利润的四分之三或比四分之三多一点，私营业主所得占四分之一或比四分之一少一点，不超过四分之一，即25%

。总之，私营股东所得红利，从60%降到25%。

公私合营之后，私营业主的利润分配再一次发生变化，改为拿定息，下面再详谈。

先是，1953年春，时任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到各地调查私营企业情况。回来之后，他向中央报告工作，并提出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三种样式：收购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低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统销是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

这年夏天，即与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李维汉的报告及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会上，大家认为，收购产品的规模在当时已经日益缩小，不必再弄成一个形式。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只包括中级形式的加工订货和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了。周恩来、陈云在讨论中提出，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不应限于加工订货，而应当逐步扩大为公私合营。

当然，这种改造是和平的改造。当时所能参考的，是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有的是采取没收的办法，如苏维埃政权就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了没收；有的是采取挤垮的办法。但中国领导人认为，以上两个办法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不利。并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同工人阶级结成了同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又承认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私人工商业采用没收和挤垮的办法，就会使国家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中国采用了和平的改造方式，即一方面是赎买私营企业，另一方面把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是中国的一个创造。

事实上，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当时一些理论工作者也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不少向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论述，于是乎这个办法成立。尽管当时有高岗等人反对和平改造，但毛泽东和大多数领导人还是这样决定了。

所谓赎买，不是由国家另拿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每年在生产获得利润的同时，分给原私营业主一点利润，国家就是以这部分利润作为赎买代价。

几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责成李维汉起草一个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性文件。李维汉此时提出“双重改造论”，即不但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而且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私营业主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个提议获得毛泽东支持。毛泽东驳斥林伯渠的不同意见说：“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工人，否则，改造成为什么人呢？难道改造成为地主吗？不能。难道改造成为农民吗？也不能。只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工人。”

结果是，李维汉起草了一个《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954年3月4日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