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造成的恶果，从1959年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在1959年—1961年，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增加。

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在乡下蔓延。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发现有1034人浮肿，929人子宫下垂，3047人闭经，1016人干瘦，视为“四病”。

在生存重压之下，一些地区的干部和农民走投无路，被迫行使“免除饥饿的自由”。1959年7月到9月，包产到户再度静悄悄地蔓延开来。

何谓“再度”？原来，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浙江省永嘉县农民就实行过一阵包产到户。这个县24岁的农业书记李云河发现农民对合作化抵制得很厉害，普遍窝工怠工。于是，他在县委支持下，采用包产到户方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效极佳，结果包产到户之火烧过县界燃向整个温州地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首次试行包产到户。不幸的是，这次试验被诬为“原则性路线性错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射向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半途夭折。李云河也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

1959年夏季，迫于求生，又有人再度出头。新的带头人是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叫耿起昌。1958年的乱折腾把耿书记烦透了。他认为，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方式对农民卡得太死，剥夺了农民自由，农民没有积极性。他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不能自由劳动了；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这一切都不对。因此，他在1959年5月提出：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他要求把50户以上的生产队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他还说：“长期固定下来，今年、明年、几年不变。”新乡地区60%的生产队重新丈量土地，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回到了一家一户。

洛阳也壮起了胆子。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推行了“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3年不变”的办法。全地区有800个生产组实行包产到户，

100多个公共食堂散伙。

1956年—1957年的包产到户，是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而1959年的包产到户明显是抵制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1959年包产到户的人们借用了时代口号，以求减少迫害。比如河南一些地方包产到户的实施者说：

“包产包工到户，符合多快好省原则。”“多快好省”是1958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口号。总路线全文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不止河南，江苏一些地方也把农活全部包产到户，叫“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社员干脆说：“土地分到户，耕牛回老家。”

在湖南，农民们说：“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农民们埋怨说：“共产党为什么管得这样宽？你只管收购就是了，生产生活随我搞。”

甘肃武都县隆兴公社红石生产队搞包产到户，把土地、车马、农具按劳动力固定到户，有的队取消了集体劳动。

为什么河南等一些地方领导人胆量这么大呢？

也有原因——中央在1958年底到1959年夏季的若干次会议上退让了，把人民公社所有制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退到生产队为基础，实质是退到原来的初级农业社为基础。这样，人民公社保持了一个架子，可伸可缩。中央还决定可以实行“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即更小规模的生产单位向生产队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的一部分，上缴一定比例给生产队，其余作为奖励归小队支配。

一些官员正是看到了这个风向，才敢于试验。不过，他们比中央退得更彻底，干脆退到了家庭。反正大家都是退，多退一步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些官员万万没想到的是，庐山会议突然从纠“左”转到反右，风向大变。

庐山会议之后，各地寻找典型，雷霆万 钧大反“右倾机会主义”，包产到户这一帮人当然就被网住。

1959年8月22日，庐山会议刚刚结束，中共江苏省委就发出通知，说包产到户是从集体退到单干，“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文件时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

10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的报告时指出：包产到户“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实际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时说，今年5、6、7月间，农村出现的“右倾的邪气、歪风”，“实际上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的逆流”。

于是，到1959年末，各地包产到户均被强行取消，中国农村第二次包产到户的试验夭折。

但是，1961年春，包产到户第三度卷土重来，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时刻。中国农民求生本能再次冲破了重重警戒线。而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

“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离开北京，前往广东，把扭转困难局面的任务交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应该说，包产到户能够第三度崛起，与这几位领导人主持大局密切相关。

这一次起点是安徽。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结果是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全都跑了回来，唯一原因是要回娘家吃一顿饱饭。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经过深入调研，觉得只有搞承包责任田才能渡过难关。他亲自起草了《定户到田、责任到人问题》的文件，在1961年3月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求同意包产到户，解决饥饿问题。毛泽东勉强点头：“可以在小范围试验。”

到1962年春夏之交，安徽每10户农民中就有8户参加包产到户。甘肃、浙江、四川的一些地方，10户有7户。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10户有4户。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亦大略如是。就全国而论，包产到户者已占农民总数的20%，即大约1亿人。

1962年堪称是包产到户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