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探索，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支持，此事的发展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有关。毛泽东历来喜欢田家英，这是中央领导人都知道的。

1962年春，毛泽东派田家英去湖南乡下调查。田家英起初对包产到户是有看法的，但是，一向尊重实际的田家英，下来看到农村的破败和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急迫呼吁，就站到了包产到户一边。调查结束之后，他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向陈云汇报，陈云称赞田家英“观点鲜明”。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李富春在6月也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说安徽实行包产到户之后，没有浮肿和逃荒要饭的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比过去高了。一贯体谅农民的邓子恢自然不落人后，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

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著名的“猫论”。

7月7日，他在共青团一次会议上讲话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接着，邓小平引用了老搭档刘伯承的一句话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①

这些话显然支持包产到户。“文革”结束之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起来包产到户，得到邓小平鼎力支持，看来渊源很深。

大约7月10日，毛泽东从邯郸回京，应陈云之约，与陈云夜谈。陈云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还要并存，现在应当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毛泽东当面没有表态。第二天传出，毛泽东生气地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到7月中旬之后，刘少奇也开始批评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这是他了解到毛泽东愤怒之后的被迫转圜。事实上，刘少奇在半年前七千人大会上就讲话说彭德怀指出的一些事实符合实际，建议解放彭德怀，从而引起毛泽东不满。刘少奇明白，必须加倍小心。后来在“文革”中，刘少奇被置于死地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他支持“三自一包”。

毛泽东冷冷观察一段时间，实在忍不住了。

8月5日到8月下旬，在北戴河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激烈地声讨包产到户。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毛泽东问道，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单干从何而来？

毛泽东认为来自党内。他说，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准备。

毛泽东说：“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

三天之后，毛泽东怒火冲天地对中央主要负责人说：“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化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

毛泽东批了邓子恢，也批了田家英，还隐含着批了刘少奇。随后，撤销了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

据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自毛泽东发火之后，政治局成了“一边倒”，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包产到户的坚决反对者。

在紧接着于9月24到27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判了党内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做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扩大化论断，指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时刻存在。这一切，标志着“左”的错误思想有了更严重的发展，一场更大的风暴在酝酿中。

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

包产到户第三度偃旗息鼓，农村经济继续陷入凋敝的困境。这样一种悲情，还要持续多久呢？